（五）社会差距研究
　　利益格局的变迁是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又一大特征。利益格局指的是一个社会中的经济、文化、政治等各方面的资源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分配和配置的方式和状态
。我国正处于一个快速的社会转型期，原有的利益格局发生了迅速的变化，在个人之间、单位之间、行业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劳动收益之间和资本收益之间，收入差距和利益的差距都在扩大。因而，社会差距研究逐渐成为社会转型研究的一个关注点，社会差距主要表现为贫富差距、城乡差距以及区域差距三个方面，下面的文献也主要是基于这几个方面问题展开研究和讨论的。
　　1、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研究
　　⑴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的状况
　　关于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美国经济学家S.库兹涅茨提出了著名的“倒U型假设”，认为收入分配状况的长期变化趋势呈现出一条倒U型曲线。然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却出现了短时段的“正U型”变动轨迹
。世界银行1997年发布的一份题为《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的报告中指出，中国80年代初的基尼系数是0.28，1995年是0.38，到90年代末为0.45。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这一数据除了比撒哈拉非洲国家、拉美国家稍好外，贫困悬殊比发达国家、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都大。报告指出，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15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
。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中国收入分配课题组”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大陆居民收入不均等程度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城乡收入差距以及区域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
。
　　张建勤认为我国贫富差距的变化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到1985年。这期间我国的贫富差距是逐渐缩小的。第二阶段是以1984年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1985年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拉开第二道帷幕为转折点到1994年，贫富差距逐渐拉大。1994年市场化改革模式确立以后，贫富差距急剧扩大
。
　　陆铭、陈钊对中国各地区城乡收入进行了分析，得出，从趋势上来看，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总体上在1984年降到了最低点，这主要得益于1978年开始的农村改革。之后，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直到1995年政府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时，城乡收入差距才有所缩小。但1997年以后，随着农产品收购价格的下降，城乡收入差距又进一步扩大。到2000年，城乡实际人均收入比率已经达到2.46，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的医疗补贴、教育补贴等因素，城乡收入差距将更大。
　　刘祖云通过对国家统计局的有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出改革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无论是农村居民之间、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还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单位之间的收入差距，都在原有的差距基础上有所扩大
。
　　孙立平在《资源重新聚集背景下的底层社会形成》一文中谈到当前中国的整个社会资源配置格局正在由80年代的扩散走向重新积聚。认为80年代，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改革的受益者，出现了所谓“共同富裕”的局面。而自90年代初期始，截然相反的财富聚敛过程开始发生，对中国社会产生深刻了深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各社会群体间的收入和财富的差距越拉越大，改革初期得到一些利益的边缘和弱势群体日益成为改革代价的承担着，90年代是一个改革的失败者显现的年代
，一方面一个数量不多的“富人”群体开形成，另一方面城市中的失业者成为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群体。拥有总体性资本的富裕阶层继续暴富的同时，不仅在农村，而且部分城市人口将被抛进贫苦人口之中。底层社会群体的人数迅速扩大，许多人的生活相对或绝对贫困化，社会地位明显恶化，底层社会弱势群体逐渐形成。90年代以后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程度加大、而且在继续恶化，贫富差距的扩大出现了失控的趋势，贫富悬殊开始固化为社会结构，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成为两大对照鲜明的群体
。
　　总之，改革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城乡居民之间、城市居民之间、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渐扩大并日趋严重，一部分富裕阶层产生的同时，以贫困为首要特征的弱势群体日益形成且规模日益扩大，贫富差距、城乡差距日益显著。
　　⑵贫富差距、城乡差距产生的原因
　　在当前的中国社会中，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的扩大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如此巨大的贫富差距、城乡差距是在什么因素的影响下产生和变化的呢？对于这种差距状态的产生成为学者讨论的主要问题。学者纷纷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探讨了造成目前这种差距产生的原因。
　　早期的研究倾向于从城乡二元结构的视角阐述城乡差距根源。余德鹏在《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中从现行户籍制度的角度说明户籍制度是城乡差距加重的主要原因之一，认为城乡事实上的不平等是每个国家发展初期难以避免的社会现象，但是决不能把历史因素所造成的城乡事实上的不平等与现行户籍制度对城乡不平等程度的加重混为一谈。王兴力、王颖则从城乡有别的二元财税金融政策方面，说明城市倾向的财税金融政策是客观存在的，起着对工业、城市居民的保护和城乡差距拉大的作用，已成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
。张新民等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课题组的学者们认为，与一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应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影响城乡差距变化的根本原因
。刘祖云认为造成贫富分化的原因除了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建国以来实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政策有关外，还有与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严重存在以及收购农产品“打白条”，以及近年来农民负担加重等
。
　　政府选择的工业化道路以及相应的城市化倾斜政策也是城乡差距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郑杭生在《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转型》中认为中国早期工业化过程中采取的向工业部门倾斜的政策以及城市化过程加剧了城乡之间居民的收入差距。而改革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缩小、后扩大的趋势，则与改革采取的政策相关。非工资性因素是影响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非农产业收入水平偏高、增加较快是造成农村私营、个体收入与其他劳动者收入差距急剧增大的主要原因。
　　林毅夫也认为政府选择和推行工业与城市优先发展的国民经济战略是城乡差距形成的根源
。因为这一战略通过一个制度“三套马车”吸收农业、农村、农村剩余，为工业、城市和市民提供资本积累和进行各种补贴，形成对城市市民的倾斜。改革后这一战略并没有得到根本矫正，反而被不断的固化。
　　蔡昉、杨涛的《城乡居民收入的政治经济学》一文通过对改革前后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的考察，认为政府对生产要素市场的各种干预导致劳动力和资本分别扭曲的集中于农村和城市，由于城市利益集团的压力，政府实施有利于城市的直接转移项目，导致了城乡差距的形成。
　　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不同，城乡、城乡居民收入之间历来都存在着差距。但是，改革以来，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日益扩大，这无疑是与中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密切相关的。政府建构的城乡二元结构成为阻碍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壁垒，尽管改革削弱了城乡二元分割制度，但是城乡二元结构仍然阻碍农村经济的发展，限制农民进城发展，成为城乡差距产生和扩大的一大原因。此外，政府采取的工业化道路和城市化过程中采取的城市倾斜政策无疑也是城乡差距产生的另一大原因。总是，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的产生和扩大，与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是密切相关。
　　2、区域差距、城乡差距研究
　　70年末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与此同时，东、中、西三大地区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以及居民的生活水平方面，无论是绝对差距还是相对差距都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是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原因共同造成的，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
　　胡晶晶、曾国安的《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演变、成因、影响与调节政策选择》一文将改革以来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原因归结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发展基础差距。东部在自然基础条件、经济发展基础以及社会发展基础方面都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因此改革后经济发展速度也快于中部、西部地区。第二，中央政府的地区政策倾向。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政府采取了地区经济“梯度发展战略”，即向东部地区倾斜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国家金融信贷政策和投资政策、对外开放政策、国家财政和税收政策都向东部倾斜。第三，中央政府再分配能力的不足。中央政府通过对贫困地区进行财政补贴以实现资源从富裕地区向贫困地区的转移，是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的必要条件。但是在改革进程中，中央政府的汲取能力被大大削弱了，这使得中央政府行使其应有职能的能力也随之下降了。第四，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向东部地区单向流动，强化了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的趋势。第五，经济结构的差异。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差异，是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王小鲁、樊纲考察了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地区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认为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内陆地区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无论是绝对差距还是相对差距都还在扩大。这主要是由于生产率的差别以及由此引起的资本流动所导致。资本的持续流动已经使地区间资本产出率的差别出现了缩小的趋势，但是生产率的地区差距还没有出现缩小的趋势。
　　钟声、陈进的《东西部地区差距问题研究》一文认为东西部差距拉大的实质是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相比存在两个根本性的差距：一是在经济体制的转变上，西部的市场化程度大大落后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改革滞后；二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不同，东部地区处于转变的加速期，而西部则处于转变的启动期，增长速度低于东部。
　　林毅夫、刘培林在分析中国区域差距问题时，提出中国大陆各省区市之间发展水平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下形成的生产要素存量配置结构与许多省区市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符合程度不一样
。
　　陈秀山、徐瑛通过计算基尼系数、变异系数、塞尔指标描述了区域差距变动状况，根据指标所显示的区域差距发展阶段性，分阶段研究了不同时期区域差距形成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影响因素，认为区域差距的影响因素分别是投入要素的量和质，要素配置效率、要素使用效率、空间格局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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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昉、都阳通过考察中国地区经济增长中存在着俱乐部趋同以及条件趋同的现象，认为人力资本禀赋稀缺、市场扭曲和开放程度不足使得西部难以实现和东部趋同
。
　　综上所述，造成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呈现长期扩大趋势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既有经济因素，也有非经济因素，既有制度因素，也有非制度因素。正是多重因素的叠加才形成了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三大地区间经济差距的不断扩大。而且，上述很多因素在短期内也根本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因此，要实现区域经济最终缩小还要经历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
　　3、缩小社会差距的措施
　　针对当前社会存在的这些贫富差距、城乡差距以及区域差距，如何缓解或者解决这些现实问题，学者纷纷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见解。
　　刘祖云认为要解决贫富分化问题，关键是要控制和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首先要改革现行户籍管理制度和劳动用工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其次要改革现有的城镇居民的福利制度，再就是要制定具体的农业保护政策
。此外，政府应当适当的转移财富，即通过“税收”政策“劫富”，然后再通过社会保障制度“济贫”，所以，政府在完善税收制度的同时，应当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
。李强也认为要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一方面要对高收入者收税，另一方面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像医疗体制改革、住房体制改革、失业救济等方面，都应该考虑低收入者的利益。此外，他还认为要解决贫富差距，“反贪”也很重要
。熊循庆、张敏认为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是协调城乡发展缩小贫富差距的应有之意，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把农民纳入到社会保障这张安全网之中，使农民与城市居民一样的享有社会保障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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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毅夫从经济学的角度深入分析了优先发展资本密集产业并不符合我国资源的比较优势，我国的资源比较优势在于具有丰富的劳动力。因此，现阶段我国应该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以便尽可能的创造就业机会，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参与到工业化的进程中并从中获得相应的收入，从而缩小城乡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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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人伟、李实等人认为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为缩小城乡差距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必须改革影响城乡差距的无序因素，尤其是那些对城乡二元结构起强化作用的政策和机制。抓住深化改革和发展的环节，改善政策措施，有效发挥政府在收入分配上的功能
。蔡昉和杨涛认为应该推进要素市场的发育，改变城市偏向政策和制度，以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
。王德文、何宇鹏主张为了缩小城乡差距，中国除了坚定地推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外，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消除市场扭曲和城市利益集团对改革政策形成的影响，通过调整国民经济分配格局来矫正城市利益集团偏向政策，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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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德鹏认为缩小城乡差距必须改革户籍制度，不仅要把附着在户籍上不合理的身份等级和福利性成分全部剥离出去，还户籍制度本来面目。而且要逐步取消对城市的户籍管制，让农民自由选择户籍登记地，赋予农民自由迁徙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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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如何缩小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胡晶晶、曾国安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演变、成因、影响与调节政策选择》一文中谈到中国必须走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道路，这是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社会稳定的必然选择，具体政策为：国家适当增加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完善中、西部地区自身的融资体系；多种形式扩大中、西部地区的开放；调整税收政策，适当向中、西部倾斜；实行规范的中央转移支付政策，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快所有制调整。
　　张吉鹏、吴桂英在《中国地区差距：度量与成因》中谈到缩小地区差距的政策建议是：加速要素市场的发育，促进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改进基础设施是解决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地理障碍的重要条件，但是通过科技、教育和医疗卫生投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比加大在基础设施上的物质资本投资更重要；应在中西部地区或者内陆地区同样推行市场化、对外开放和非国有的改革，而不是在东部或者沿海地区取消这些政策；恰当地定位政府本身的职能，提高落后地区自身利用市场机会和发展的能力，而不仅仅是采用财政和信贷转移。
　　以上文献对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的状况、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且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改革以来，特别是90年代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以来，贫富差距、城乡差距以及地区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成为影响着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因素。从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造成中国现阶段贫富差距、城乡差距以及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制度方面的原因，也有非制度方面的原因，既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也有非经济的原因，既是市场化改革的结果，同时更是政府政策倾向所带来的后果。为了缩小这些差距，在继续推进体制改革的同时，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依靠市场经济的运作和完善来推动经济的发展，自发缩小现阶段的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和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消除阻碍城乡经济、区域经济发展的各种制度性壁垒（户籍、身份制度等），制定有利于农村发展、中、西部发展的各种经济政策（财政、税收、货币政策等）和有利于社会贫困阶层的社会政策（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等）。让全国所有的居民都能共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因此，政府必须在缩小这些社会差距中发挥积极作用。
　　三、文献研究小结：
　　从以上的文献研究可以看出，自改革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转型，正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由一个总体性社会向比较分化的社会转变。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在发生变迁，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变化，一个相对独立自主的社会正在形成；社会阶层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社会分层机制正在逐步形成且阶层间的界限日益清晰，社会流动的速度加快并且日趋开放，一个开放的社会流动机制逐渐形成；“单位制”作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的一种组织结构也在逐渐发生转变，单位组织在很多地方都逐渐衰落；伴随着急剧的社会转型，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格局发生变动，差距日益显现，贫富差距、城乡之间的差距和东西部之间的差距日益拉大，成为影响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问题。要更好的理解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阶层的分化、社会阶层的流动、单位制的转变以及社会差距的产生和拉大这些问题，都必须放在中国正在发生的社会转型这个特殊的背景下进行研究。本文基本上是遵循这条线索通过对现学术界的一些专著、论文进行整理，对中国当前的社会转型展开了全方位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很好的理解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
　　四、领军人物介绍：
　　1、李培林：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所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学系主任。主要研究领域：发展社会学、组织社会学、工业社会学。他是国内较早对社会转型进行研究的学者。代表作：《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等。
　　2、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从事社会现代化、社会结构变迁、社会转型学研究。学术成果颇丰，对我国的社会转型研究做出巨大的贡献。著作有论文《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等，以及“断裂三部曲”等著作。
　　3、陆学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原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任委员。主要研究领域：社会学理论、农村发展研究、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研究。代表著作：《当代社会阶层研究》、《当代社会流动》等。
　　4、李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社会学系主任、教授
，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应用社会学、社会分层与流动、社会结构也社会问题研究。代表著作：《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研究》等。
　　5、景天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主要研究领域：社会保障、和谐社会问题研究。代表著作：《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等。
　　6、郑杭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和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社会学理论、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社会互构论等。代表著作：《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转型》、《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研究》等。
　　7、李路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社会学系主任，教授，国际社会学个人会员。主要研究领域：社会结构也社会分层、社会变迁、社会现代化、单位制度和组织研究。代表著作：《“单位”研究》、《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结构变迁》、《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结构及其变革》等。
　　8、刘祖云：武汉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主要从事社会发展与社会分层研究。代表作：《从传统到现代——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研究》《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特征再探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