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伟
参加这次论坛，一个是做交流，另外也是请教。大家都知道现在讲中国经济增长有一个奇迹，叫中国经济增长是高增长低膨胀，这是经济学的悖论，这两个东西很难同时成立的。中国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这些年经济增长平均10％左右，最近这些年中国的通货膨胀在2－3％的水平，认为中国创造了一个当代宏观经济均衡增长的奇迹。而且更有人认为中国增长奇迹要改写宏观经济学的教科书，我特别希望中国能创造奇迹，但我就想问一个问题，中国真的是高增长低膨胀吗？这是我想讨论的第一点问题，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的均衡性是不是与自然和环境的成本之间的联系没有被重视。什么意思呢？我们的高增长和低膨胀是统计数据显示出来的，它有它的道理，这个统计数据是不是忽略了资源性和环境性的成本，显示出来的一种增长低膨胀，我把这种忽视了环境和资源的损失所显示出的高增长、低膨胀的现象简单的概括为通货膨胀的资源环境性的时延和扭曲。

我们国家我做过一次测算，1978到1998年我们时延的滞后性是7－20个月，欧美国家是6－18个月，中国在特殊情况下的通货膨胀不仅是货币的时延，还有一个自然环境损失的扭曲的时延。我们国家现在经济增长中有两个现象，一个现象是过度掠夺性的使用资源，这个我不想举出更多的数据，前面各位专家都提出了很好的佐证。

这个时延是不是通过市场或者通过政府机制进入了经济增长中的成本，我对资源破坏性使用，掠夺性的使用，甚至杀鸡取卵性的使用，这种使用的代价成本，我们是不是把它计到实际的经济增长成本当中去，这种记录一个是通过市场，还有一个是通过政府，政府这些最后也要内在化生产厂商现实的成本，无外乎这两个途径，一个是企业制度一个是政府制度。现在对资源略性的消耗，既没有通过价格机制，和政府征税机制等等，没有有效的进入生产单位经济增长的真实成本，成本没有进入就没有体现到通货膨胀。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这个地方就没有推进。

今天没有推进意味着资源更稀缺，而且意味着中国现在的真实价格和真实的市场价格之间是扭曲的，这种所谓高增长低膨胀，考虑到真实资源的掠夺性的消耗，实际上是一种虚假的高增长低膨胀。

除了资源过度性消耗，还有一些基础性的资源破坏性使用，这种破坏性的使用形成了经济增长，这种经济增长发生的费用和成本我们没有计入。

举一个例子，比如高速公路我们经常看到拉煤的超载车在高速路上运，前一段时间新闻媒体报道一次，罚款的时候司机很委屈，说我不超载没钱赚。高速公路也很苦恼，超载阻碍交通，毁坏秩序，造成这个问题无理。高速归路修好后可以用八年，超载的话就意味着用五年，这样每吨的运价下来了，厂商的成本相应就低了，实际上成本低意味着高速公路的损坏的时间缩短了，重新翻修和大修的时间提前，意味着高速公路若干年的成本要比正常下不知道高多少倍，实际上是把今天的成本推到了明天，通过这种掠夺性的使用基础设施，而且又没有通过价格反映到现在的成本里，实际上是发生了，这样往后推。

这个就是中国对资源和基础掠夺性破坏性使用所带来的增长，但是这个增长背后的成本没有通过市场，也没有通过政府的机制计入到真实的生产当中来，真正的生产当中这部分成本就本隐蔽掉了，隐蔽掉不等于不存在，只是它推向以后，我把这种情况叫做“通货膨胀的资源环境型的时延”。

第二个原因，增长本身除了对资源的掠夺性使用和基础设施超前学习性的强制使用，同时我们有一个对整个环境的破坏，刚才我在底下看潘岳局长的文章里提到一个数，说这几年GDP增长8－12％，环境损失占GDP的比重也是8％－13％，有这么一个数据。

这还是可计量的，环境存在着外在性是没办法计量的，8－13％是可以计量的，它只会比实际的损失要小，不比会实际损失大，这些破坏是不是计入了当前增长和发展的成本，如果你没有计入当前的成本和成为成本，就意味着他没有计入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价格，这样就使得中国的价格反映成本这一块实际上是忽略的。

这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了中国通货膨胀的一个是延时一个是扭曲。真正把环境资源问题考虑进来，中国可能高增长的同时就是高膨胀，通货膨胀的表示的形式很多样，只不过在这是一种扭曲的。真正要考虑到中国的环境资源的损失之后，解释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的和谐性，今天增长中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问题，经济增长的和谐就是均衡，到底是不是均衡，是均衡就不应该出来高膨胀，出来高膨胀就是失衡或者严重的失衡，中国现在是高增长、低膨胀是美好的状况，对于这增长的和谐如果考虑到环境和资源问题的时候，人们有理由提出质疑，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点。

围绕这个问题我想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反过来，我刚才讲的是人和自然之间的不和谐，回过头会影响人的经济活动不和谐。第二个问题也想提这么一个问题，我们中国的可持续高速增长的根本出路真的是在增长方式的转变上吗？现在大家从宏观、微观上讲，宏观从中国的资源条件，微观从中国企业的效益，这些方面做了很多分析，提出一个问中国经济从改革开放以来1978年到现在，28年保持了接近9％以上的增长速度，创造了连续28年平均速度的高增长，中国还能保持20几年的高增长吗？这个不仅国人，全世界都在怀疑，前一段我们讨论的很热闹。最后讲我们能，一定要转变增长方式，最根本的转变就是效率，通过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经济发展中的效益，去增长有效率提高的因素，相当主要的是要素投入量的扩大，这就有一个问题，我提一个讨论的问题，

增长方式的转变实际上它最本质的东西是效率，怎么提高效率的路径，我们很多专家、学者做了很系统的阐述，首先是技术创新，特别是民族的自主技术创新，我们讲制度重于技术，所以我们要大力推进制度创新，要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使资源配置，社会经济生活的竞争性加强，只有通过竞争才有效率，只有通过竞争才能提高效率，使经济增长的方式发生根本改变，市场竞争是增长方式转变的基础的制度条件。

竞争带来效率提高，我们想为此付出的最大的代价是什么？他认为不和谐，为什么呢？

竞争带来效率，转变增加方式的本质在于效率，效率的制度基础在于竞争，竞争就意味着差别扩大，就意味着你要承认差别，大家经常讨论一个问题，说当代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难题就是公平与效率的矛盾难以根本解决，或者说公平与效率难以兼得。这个公平一个是机会平等，它和效率不矛盾，还有人类除了机会均等，即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类也渴望事实上结果上的差距不要太大，人们有追求机会均等的法权要求，人类也有追求事实上结果上差距不进一步扩大的理想的追求。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是所谓公平和效率不可兼得，不是机会均等和下率不可兼得，我们将的是事实上的均等和效率很难兼得，这个问题很难处理。要效率就要竞争，要竞争就要承认事实上差别扩大的客观的存在，

中国社会不和谐的重要的经济原因不在于经济发展水平低，不在于贫困，而在于差异的扩大，在于收入差别的加速度的扩大，这种社会不和谐会反过来影响人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至少这三个方面，一个是城里人专门蒙人家乡下人，乡下人专门种有毒的东西害城里人，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中国社会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国家统计局有关数据，中国城里居民和城里居民的相差并不大，十年前是0.31左右，到现在没有什么变化，而且是在标准安全系数范围内。农村居民和农村居民相比相差0.35，但是把城乡混在一起一算超过了0.45％，也就是超过了安全警戒线，这个数据如果确实有根据的话，说明中国的收入差距的扩大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发展中的原因，就是二元性，经济发展中的城乡差距不仅没有缩短，实际上是扩大了。在这种情况下，城乡之间就不和谐，或者至少是城乡收入差距如此扩大使城乡之间不和谐的追求经济元素，不和谐城里人就欺负乡下人，乡下人就继续害城里人，

中国现在收入差距扩大的很重要的原因是增长的原因，我们刚才讲是发展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归纳起来叫增长，在经济增长不同的要素持有者，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不一样，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的速度的提升不一样，所以现在不是按劳分配、按贡献分配相结合，所以收入增长的速度不一样，我们做过一项研究，就是简单的计量，在中国的市场化过程中，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伴随市场化的深入，劳动和资本两个要素的效率都在提高，伴随中国20几年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和资本的要素都在提高，市场化的改革对资本要素的影响是对劳动要素影响的900多倍，这个背后的经济含义，最后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但是资本效率的提高是劳动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提高速度的900多倍，应该含义在这。如果这样按照贡献分配，掌握资本的人和资本权利相关的人他们收入增长速度是一般劳动者收入增长速度的900多倍。如果任其这样下去，中国各阶层收入的扩大会是什么样的前景，这个社会怎么能和谐呢？

现在这样的结果导致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贪婪的疯狂的强占资源，谁持有资源谁在国民经济分配，在经济增长的好处中瓜分的份额越高，现在民营企业家在搞资源性投资，他们都很明白，他们说不要看现在利用率很低，你等着吧，谁掌握了资源在谈判中的地位就不一样了。这样就导致了对资源占有，资本瓜分的强有力的推动。这一点在中国要特别注意，如果这样下去，把未来在国民经济收入分配谈判能力的提升，建立在对资源权利和控制力的提升，大家疯狂的掠夺式的侵占和占有，在中国有两大问题。

一个问题是中国往往资源产权不清，产权不清的时候在占有过程中就不是市场交易，不是我想占我买你的，这样就没有了秩序，没有秩序就导致动资源的严重破坏。当产权不清的东西大家强占的时候结果一定是严重破坏。比如这片土地，上面有树，昨天归我管，产权不清，某某人来抢，

他第一反应就砍树，产权不清的时候市场规则就是无效的。所以说中国这一轮经济增长重要的优先分配资源和资本持有者，如果有序的分配还好办，如果产权不清，那就会面临一着资源的的浩劫，尤其带来的社会矛盾是非常大的。

他曾看过一篇文章，文章介绍中国传统历史上是水稻文明和棉花文明，水稻是要求精耕细作，习惯小农经济，要求土地面积不要求很大，这是经济形态，加上中国历代相传的法律不是长子继承，它是不断的分割，这样的制度和欧美和南美形成了差别，他们是大牧场和小麦，这样的农业文明，

他们是长子继承，这样就形成了大牧场主，中国是这样的农业文明，再加上1949年中国的革命，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所有的人在财产上是一个起跑线上，没有形成资产积累的大资本的传统，中国现在形成收入差距，资本差距带来进一步收入差距，它不是祖宗留下来的，外国的一些国家他们形成的收入差距是祖宗留下来的，尽管有差距，但他会接受。在中国由于增长的要素的贡献不一样，带来收入分配的不一样，有可能使人在资源的争夺上更加疯狂，导致人和自然的失衡。

中国收入分别差别很重要的解释就是地区的差别，发达地区、落后地区、沿海地区、内陆地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个事情会形成地区和地区的矛盾。地区和地区的差异一旦扩大形成矛盾，它会反映到人和自然矛盾上来。长江上游的人凭什么要环保，让你们下面的人喝的好好的，上游的人没吃没喝，我们给神农架做了一个项目，神农架的区长很气愤，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谁为神农架买单》。地区之间如果矛盾增大，地区之间不和谐，差异过大，又没有有效的补偿和转移机制，凭什么人家给你干这个，这就可能出现地区之间利益冲突，肯定不考虑总体的环境和谐。西方前一段经济学家写了一本书叫《资源的主动》，他们发现一些国家出现了一些资源并没有有效的促进财富增长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反而阻碍了发展。

发现有了资源人就变懒了，像南美的人上帝的恩赐，阳光雨露大草原，他就不干活了。中国发现资源了并不是变懒的问题，因为中国的资源是垂直的，是归国家控制的，哪有煤炭中央就把煤运走了，最后留一个衰败的形势给你了，你要在中国哪发现资源，不会让他变懒惰，有可能让他变成贼。这个资源的主动在中国不同地区有了不同的体制特点，在中国收入差距扩大，同地区差别扩大是一个重要的解释，地区之间的经济利益差别扩大导致矛盾扩大，在环境保护和自然合理利用上肯定会发生严重的纠纷，地区之间社会矛盾的加深一定会影响人和自然的关系，使我们构建环境友好型的目标构成阻力。人和自然一旦不和谐，人和人的均衡成长就令人怀疑，中国真的是高增长低膨胀吗？

另外人和人的社会关系一旦不和谐，肯定会严重影响人和自然和谐，所以提的问题就是增长方式的转变所谓效率提高的增加方式的转变，真的有助于和谐社会的推进吗？我提两个问题的讨论，这两个问题我没有太深入的研究，只是有一些考虑，好在今天在座的有很多领导、专家和关心这些问题的朋友，还有一些企业家，大家共同讨论，相信对这个问题能有一个更好的认识。
（作者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