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晓义　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主任
　　对不起，披着披肩上台，这不是我的本意，因为这些年来夏天的时候进大酒店都要带一个衣服或者披肩，因为夏天像冬天一样。我本来想摘掉，下面的人说，这里面的温度一定低于26度，他随身带了温度计，测了一下24度，不知道后来是不是调过，好象现在热一点了。不好意思，我现在说正题。
　　非常感谢国家环保总局给我这样一个机会，作为民间人士在这里表达一下我们对于构筑中国环境经济政策新体系的一些见解。中国环境经济政策这个词不是一个新词，记得我当时还在社科院的时候，九十年代初我还有幸成为国家环保总局环境政策与经济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这么多年了，怎么样子把这样一个经济政策能够落实、能够有效，我觉得恐怕是问题的根本。怎么才能有效？我想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一是要有强度，也就是要有制度建设。二是要广度，要有公众参与。三是要深度。
　　从强度来讲，新体系已经设计了一个比较完美的蓝图，但是需要各个部门的配合，需要各个政策的配套。我想在这里谈一下，这个问题的症结，如果追求GDP的干部考核体系不解决，所有新体系都建立不起来。我认为如果这个问题我们回避了，或者我们不能够在上面做调整，所有的环境经济体系，我们理想蓝图是很难建立的。如果环保局没有纵向执法的力度，这些环境经济体系也好，环境犯罪问题也好，也是很难解决的。我在美国拍过一个《美国环保之旅》的片子，它的是靠环境法和技术来治理环境的。他怎么执法呢，除了NGO的参与以外，美国环保局是执法的，是由国会养着的，三万人。可是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六倍于美国人口的国家，我们环保总局由中央政府养的就是几百人。这样一种情况，当地方环保局还是在领地方政府皇粮的时候，你怎么要求他起到执法和监督的作用，而地方政府在追求GDP为唯一目标的时候，又怎么要求他能够实现环境经济政策呢。
　　所以，在制度建设上，我觉得这两条是一定要突破的，如果不突破，也许好多年以后，我们还是在讨论理论，当然我们不希望情况是这样，我们希望在下一次论坛的时候看到哪怕有微弱的突破。
　　第二，广度，我们只希望各个部门来做，实际上我们不知道要等多久，但是不要忘了还要一股强大的力量，就是公众，包括媒体，包括专家，包括NGO，包括社区居民，每一个真的为中国环境担忧，为我们民族生存在担忧的、有良知的中国人，就有可能成为在这两个问题上突破的助力。本来我的话题应该是讲节能减排公民行动。我这里举一个例子，一群小小的NGO他们能做什么？2004年的时候，中国跟着西方把夏天搞成像冬天，冬天搞的像夏天，这种文明是很糟糕的。我们用什么办法？于是我们一起做了26度空调的倡导行动，9家组织以及全国50多家组织一起来倡导26度空调行动，在2004年当年，我们总理就有反应了，到今年26度空调就成了国家的一个正式出台的政策，这个事情我也经常讲，我说布什政府敢做吗，我们民间组织跟政府的合作，我们吆喝了两年，现在就成了政策。你们呢？第一，民间组织没有人吆喝，都是都觉得环保，环保就是一个怎么治理污染的问题，不是改变生活方式的问题，NGO不吆喝，政府不反应，你们八国，开的八国会，你们德国、英国、美国都像中国政府一样26度，那会减排多少啊？谈二氧化碳气候变化这都是空谈，在国外我们也是为政府和民间组织的合力是大声吆喝的。这也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们对于中国民间组织以及和政府关系的看法。
　　以后我们如何再进一步利用公众的力量来推动公民参与，我觉得环保局在方面做的很多很多的事情，包括公民听证，包括信息公开，这都非常难得。但是我们特别希望这样一个鼓励公众参与成为我们各个部门的共识，我们特别希望政府购买公益服务。我们刚才谈到了，我们这么多组织，不光做了26度空调，2005年我们呼吁无车日，今年建设部和108个城市签署了承诺，就是要在今年9月16日到22日有一个公交周，还有22日是无车日，这是中国第一次以这样一个强大的阵容参与到世界无车日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NGO也是起了作用的，我们也把信交到了像吉林市长这样的临时手里面，我们也通过媒体进行了这方面广泛的传播。
　　最近，也是上个月，我们又一起启动了一个节能20%的公民行动，还有一个绿色选择，当时为了应对水污染的问题，以公众与环境研究所马俊牵头，二十多家组织，发起了绿色选择，通过信息公开的办法，把5000家超标排放的企业名单放到污染的地图上面，呼吁消费者决绝购买这些在黑名单上的企业产品，除非他们改变。同时我们呼吁很多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改变他们的供应链，他们买原料的时候注意看一下黑名单，我们不是要致企业于死地，只是和企业共同联手解决污染问题。其结果，一个月之内有二十多家企业主动找上门来，有五家企业承诺接受第三方的检测，新发的一个消息，上个星期说有一家通过了，他从黑名单上除名了，做这么多事，几乎没有钱，我刚才讲了这么多的活动，我们开节能减排公民行动也就是大家能够有点食，坐火车能够来能够去，我们这么多民间组织，过去很多年了，很多组织都是小老树了，长了十年，还是一两个人，以后在中国不像在其他国家，NGO是通过三个三分之一支持的，三分之一来自企业、三分之一来自会员，在中国这三条都很困难，所以在这一点上我特别呼吁，如果我们的政府面对中国环境问题这么严重的时候，真的意识到我们民间组织的作用，那么请在这个体系里增加一条，就是政府购买公益服务，购买NGO的公益服务。我们也希望环保局能带头购买，我们也希望各个部门能够购买，我们这种服务价格很低、效率很高的，因为都是一群很有良心、很有能力的人。
　　在公众参与上还有一个建议，我们要注重社区的里，实际上绿色社区也是国家环保总局的一个工作内容，我们如何把绿色社区从一个比较面上的、教育性的概念变成一个真正能够成为中国环境的草根力量。如果每一个社区，我们曾经在一些社区、乡村、城市建立了居民环境议事会、村民环境议事会，他们的功能是监督环境质量，监测环境质量，参与政策建议，选择绿色生活，传承和谐文化，如果中国的每一个社区真正能够建立起社区层面的公众机制，我相信中国乐观…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到改善，而且他们会成为绿色GDP，成为改变只是GDP导向的政策考核体系的力量，也成为我们帮助环保局真正能够纵向执法的一种强大的呼声。
　　我们也希望企业购买公益服务，企业要生存，我们是个共同体，生态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经济共同体，不可能你今天赚了很多钱，但是环境破坏了，你还能有持续的生存，而且和NGO的合作，很大程度提升你企业的形象，实际上是挣钱的，挣更多的钱，而且是绿色的钱。在公众参与上有三条呼吁或者说希望。
　　最后，关于深度，中国文化不像西方，西方很多的，监狱法律，这套法制体系是靠监狱军队性来维系的，而且它是在它那个文化上伸展出来，我们当然要学习它的好的经验，我走了主要20多个国家，拍了十几个发达国家的片子，他们在执法上有很多很好的经验要学，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我们有我们的法律体系，就是我们的新法，5000年，我们是靠这个新法维系下来的，我们这种天人合一的体系维系了国民五千年，人家总是说中国就是历史长了，就是一个衰老的儿童，但是我们要想一想，中国真的是可持续发展当中的五千年，这个可持续发展被西方文明打断了，宋代的时候，我们GDP还是世界的一半，就是一个可持续的过程，如果这个民族没有依靠它和谐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宇宙观，上天不可能让他维系那么多年的。
　　世界上这么多民族，只有这一个民族是一脉相承五千年。还有一个民族，犹太民族，他们有自然家园。我们这一套文化是什么？一个字，就是人。我认识一个法国搞企业社会责任的女研究者，她说企业社会责任是中国的，怎么变成西方的词了，西方说你今天可以不择手段地去挣钱，但是你周末可以去教堂，可是中国是儒商，儒是什么？儒就是道德。商是什么？商是经营，道德经营，你周日不择手段，你周末去教堂，你在这一方土地上你根本就无法生存。而且因为你是奸商，在中国人的道理里，道德和经营一旦分开，那就是奸商。她说怎么企业社会责任变成西方的概念，于是他就写了一大本书，说向孔子学习，她把她孩子的名字取了叫“明心”，我说中国文化为什么这么吸引呢？她说了两个字，“做人”，人活着为什么，发展为什么，做人，她说我们的中国文化有了一系列的做人的宝藏。我和我的一些朋友理解，儒家是讲人事，经济是什么的？经济只是人事中的一小部分，人怎么可能变成纯粹的经济人，人怎么可能成为一个经济人，人事，包括经济。道家讲人，讲宇宙，佛家讲人心。中医讲人身，琴棋书画是讲人君诗意的气息，我们的老祖宗五千年给了我们做人这么多的文明，可是我们就这么随意地丢掉，我们跟着西方人，我们活得好好的，我们知道怎么做人，但是把做人的都是丢了，我们要跟着西方追求它的物能依赖的文明，其结果我们丢掉了我们的环境，垮掉了我们的精神家园，我们身体还很不好。各种名人也早衰很厉害，还有一些虽然没有死，但是在医院里挣扎，那种求死不得、求生不能的人，我们活着为什么？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从文化的角度想一想，我们的发展观出了什么问题？我们这样一种以单纯的物能依赖型的单能文明，这种单能文明是不是应该朝着更和谐的体能和心能，和谐的三能平衡的文明，那是我们祖宗留下来的文明，发展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祖先不是只认经济的，不是只认钱的，还有身体的价值、文化的价值，和我们心灵的、自然的价值，还有宇宙观，是共同体。所以，我最后用四个字来结束吧，如果你问我心目中理解的“绿色中国”是什么，那就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四个字，一是小康，二是大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