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集团公司　苏叔阳
　　今天我想就地域环境与文化问题谈几点看法。刚才我非常荣幸的听到了我的校友温铁军先生发言，我相信他比我毕业晚。同时还发现我们曾经在某些学术领域上有交叉，我1960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本科毕业，毕业以后留校给我的老师做助教，分给我一个课题叫做中国资产阶级的土地政策问题，点名让我去研究晏阳初的“平教会”（平民教育会）。当时我是刚毕业的一个学生，于是努力地去研究，在老师的讲稿里，他对这些人的政治结论是“反革命”的。当时我闹不清楚，这些人都是留洋的博士，他们回来以后，脱去西装和长袍马褂，到农村去，在那里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怎么会是反革命呢？我带着这个问题一直很长时间。前几天我回想自己的创作生活的时候，还谈到了这个问题。到今天温铁军同志终于给我解答了，我非常感谢他。
　　因此，我也有话说了。温铁军刚才提出了问题，说你们文艺界，看看你们都写的什么东西，我回答他，我们正在写现实存在的所有能给我们带来好处的东西，也就是短期行为的浮躁的作品。那些严肃的、重大的对民族做终极关怀的作品，已经逐渐的从我们的文坛消失了。这样，我们要求作家和文学家，只有努力地认清时代，努力改造自己，才能从浮躁走向真正的现实和深沉。
　　我在无锡刚开完一个音乐文化和地域关系的学术研讨会，我不是音乐家，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请我去。但是，去了之后，我受益匪浅。我发现，那些音乐家非常严肃地探讨了音乐文化和地域的关系。当中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文学作品所表现的内容，也就是反映的那些存在，都是反映了你听得见、看得见或者是读得到的那些存在，此外还得去反映那些读不到、听不到、闻不到，但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个地域所形成的独特的文化氛围，虽然有中华民族文化的共同点，但是也有他们的独特点。瞎子阿炳生活的地方如果不是有水的地方，不是有运河浸润的地方，不是有鱼米之乡的地方，阿炳也不会演奏出那么有影响的音乐。日本的音乐家小泽征尔指挥它的时候是泪流满面的，那些音乐家弹奏他们的时候也都流泪了。我没有流泪，因为我听不懂。但是我从那些音乐家他们对《二泉映月》近乎宗教崇拜的心情当中，我理解了人类还是需要神圣的，而这个神圣是从人类的一方土地上诞生的。我们古老的先贤最遵从两个观念，一个是“和”，一个是“序”。人与人要和，人与自然要和，这个和是建立在序上的，没有正常的人类法则的序就不能和，需要有不同的个性共同组成统一大祥和的局面。
　　这是我们先贤一直提倡的哲学观念。一个外国哲学家说，人类有一个思想的轴心时代，这个轴心时代就是公元前100－500年，正好是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那时候各个民族对世界对宇宙万物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但是由于不同的民族做出了不同的回答，这种不同回答的思维模式就造成了今天世界各个民族不同的价值观念。我想有道理。所谓不同的回答，就是因为他们处在不同的地域，中华民族是处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这样广阔的地域上，春秋战国时代曾经为我们确立了思维方式，幸好有百家争鸣，不是舆论一律，所以造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理论的多元性和我们中华民族文明的多元化，我们中华民族有很多伟大的思想明星，这些灿烂的星辰组成了中华民族的文明。
　　地域的不同，各个地域不同的文明、不同文化中就会表现出种不同形态的浮躁。比如说我们北京，把大街上、街面上流行的那些话，包括一些黑话拿来，当做北京话去说。现在竟然有文艺理论家宣称那是新的北京语言。也就是大腕、猫腻、盖帽儿等等，说这都是新的北京语言，其实有些是不能深追究，一追究起来是非常脏的。现在闹得外国人学中国话，把儿话音说得非常圆溜，就是标准。实际上是糟蹋中国的文化，中华文化那种庄严辉煌之气就没了。所以我们如何在文艺界形成有序的状态，我看很符合我们环境保护政策。
　　为什么？我们回想一下，我们设想人和其它生物在森林中和谐相处是多么美好的场景。我们先秦时代就提倡小鱼没大的时候不下网，虽然和现在的环境保护理论不可同日而语，但是环境保护的思想已经有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把天看得最大，而整体的人又和天相齐。现在人家老批驳我们人权问题，我们回答说我们总得先解决吃饭的问题，那是基本的人权，但从来没有一个领导说，你们还没有资格跟我们谈人权的问题，我们中国人历来把人看得跟天一样大，你们人权是神授，我们人权是与天一样大的。我不知道咱们为什么不把这一点告诉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对他们说得先吃饱了再讲人权，这和其他动物不成一样的了？动物们是首先要讲吃饱的。人权实际上主要是人格权。
　　由于我们讲天人合一，所以我们从古到今基本的好作品都写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的生死问题。因为人的生死问题是哲学首要的命题：不知死安知生？当年我写《大地的儿子周恩来的故事》的时候，引用了周恩来的一句诗，他说“我们努力的为着死，也努力的为着生”。原来我不明白，现在我知道了，当你怎么解决了你死的问题，你才能正确的科学的对待你的一生。现在我们作家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正确的科学的对待我们自己的一生，这个问题再说深一点，就是苏格拉底说的“我们从何而来，我是谁”的问题。刚才温铁军说现在基本的问题是没解决我是谁的问题，现在我们很多人认为自己就是大爷，我想说谁就说谁，再加上我们有一些政策的偏颇，就造成了很多不怎么的人也是大爷，谁也不敢惹，谁也不敢说他。
　　第二个问题，地域环境的不同。地域环境的破坏，也就干扰乃至影响了文化的进展和发展。我们刚才讲了，由于有非常“和”的地域环境，才有了那种非常令人神圣的内心感到圣洁的这样的作品。比如说我们常常说屈原，屈原在他最早的诗篇里把人的哲学问题，把哲学的基本问题引入到诗里面去，他的天问发了一百多个问题，他的离骚就谈到了生与死的基本问题。等到英国的大文学家、戏剧家莎士比亚，在谈到生与死的问题的时候，他比我们屈原老先生晚了多少年了。我也不懂英文，那句话是非常巧妙的，所以说各种各样的人可以翻译成各种各样的语句，活着还是死亡，是活着还是毁灭，这是首要的问题，莎士比亚也把人的基本的哲学问题写进诗里和戏里了。屈原是在汩罗江上思考这个问题的，如果汨罗江是臭水沟的话，他可能也想不出来。假如我们到处堵车，到处都是臭味烘烘的，那么你想写非常清洁、明媚的文字，以及闭上眼睛就令人晕炫的作品，也很困难。所以，这种烦燥的环境，一定因素上也就造成一些浮躁的文学。
　　前两天我和台湾诗人于光中先生对话，他的诗写的很美，他写的是他的乡愁、亲情、伦理。而大陆的作家都习惯谈大我，谈哲学，谈历史使命，虽然那些哲学谈得有不对的地方，因为有人根本没学过，有的谈历史，虽然历史谈得也可能不对，因为除了唐宋元明清还不知道有别的。但是这种历史责任感在他们骨子里早就造就了。现在的电视剧写的是皇帝怎么去找情人，怎么去找妃子，还有宫里的格格公主为了几克拉的戒指而争吵。包括现在我们餐厅里的说法也变了。我今天去一家餐馆吃饭，结果一进去，一个小姑娘出来叫我帅叔，我说那由两个人搀扶着进来、东西要喂到嘴里吃的人，是不是应该叫帅爷？
　　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写出促进环境改造的作品。我以前认为这个东西和我们的文艺关系不是很大的，这是我很坦率的说。后来我知道关系非常之大，从存在决定意识上来讲，我们有责任改造我们的国家，使我们中华民族生活在一个很好的环境当中，让华夏文明，再一次张扬，再一次光辉灿烂。我们曾经有辉煌的时代，今天我们整个民族变得不太深沉起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现在已经变得不那么沉得住气了。这就需要我们文艺工作者做工作，来调整我们的心态，使我们能改造出一个新的环境。
　　我曾经想，你们西方人都已经发展了，发展到什么都有，然后告诉我们中国你们要保护环境，让我们没汽车，让我们仍然过着从前下步走的生活，让我们过以前的生活，回到你们理想的那种田园诗的生活，你们是不是太缺德一点了，我们凭什么就不能有汽车，我们凭什么就不能坐电梯走公路呢？后来我知道我错了，我们不能走他们发达国家走过的老路子。上世纪三十年代一位英国哲学家，在上海讲过一段话，他说我们发现中国人有自己最合适的生活方式，并且已经这样生活了几千年，这就是和平渐进的田园生活，我们外国人没法比，我们的文明教导我们要不断的竞争、进取和抢掠。假如全世界都能遵从中国的生存方式，那么全世界的和平就会早日到来。我们可以从外国人对中华文明的观感当中吸取一些教训，让中国的文艺家清醒起来，拒绝那些浮躁的东西，多写一些有益于中华民族的作品，为环境的改善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