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
我想通过几个故事来探讨一下生态环境保护和新乡村建设的关系问题。
一、四个故事的寓意
第一个是我2003年夏天刚采访回来的故事。我去墨西哥进行学术交流，正好赶上当地一件大事——蒙面军出山。大家知道，国际上的恐怖主义给人的形象就是戴着一个蒙面的帽子露着两只眼。可是，当我到墨西哥萨帕塔蒙面军出没的地方去，和上千个戴着黑色滑雪帽、露着眼睛的蒙面军游击队站在一起，却没有恐怖感。由他们引导，我又到了原始森林，坐了独木舟，到印第安土著人生活的那种边缘的地区，那是蒙面军控制地区。一路上看到的就是刀耕火种，严重的生态环境破坏。一路走，在他们中间生活，和他们一样被蚊子、跳蚤咬得睡不着觉，不得不思考。
这些土著人为什么改变了作为印第安人的传统理念？历史上，他们一直被认为是和自然最和谐的一部分人，他们不多打野兽，不破坏生态，只满足自己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这是他们几千年来所秉承的传统，为什么现在砍伐树木，刀耕火种？这一切，使我这个被称为经济学家的人感到不解。我感到这背后隐含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制度问题，什么制度问题呢？为了搞清楚，我先后到那里去了四次。不是一般地同学者交流一下，而是下乡入户同当地农民在一起。
期间，遇到一个农场主。我问：“你的农场在哪个州？”他说：“你问错问题了，你应该问哪个州在我的农场？”也就是说，他的农场面积大过了州的面积。问题就出来了——假如我们认定私有化是解决农业产业化的途径，那么按照一般农业的规律，土地私有化的结果就是通过扩张规模来应付不断追加的资本投资的成本。于是乎，这个世界范围的农业必然是在不断追求规模的扩张，也就必然是大农场挤垮小农。
小农是谁呢？就是几千年来维持着和自然相互和谐的印第安土著。他们惟一的生存办法就是到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中去砍伐，去刀耕火种，恢复他们祖先的原始生存状态，这样必然会破坏生态、破坏自然。但是你有办法不让他生存吗？美国人有办法，美国人可以宣称印第安人作为一个种族已经不存在了，因为他们大部分在保留地，只剩下了42万人。但是在墨西哥不可能是这样，特别是有的州，印第安人作为土著人保留原来生存方式的还占绝大多数。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如果你想要保护生态、保护环境，至少在农业上要防止土地私有化。今天有些国外经济学家们指点我们，你们只有土地私有化了，中国的农业才能参与国际竞争。可我说，你就是把中国土地私有化一万遍，也参与不了国际竞争。我们的学者在美国采访农场，一般是考察大农场，看卫星定位、大机械耕作，他们恐怕没有像我一样考察中小农场的破产原因。这类农场的破产原因是规模不足，100公顷以下难以实现盈亏平衡；大宗农产品生产一般得400公顷以上才有可能达到社会平均收益。我们农村土地的劳均规模0.5公顷，何年何月才能达到美国农场赢亏基本持平的水平？这就是活生生的农业规模经营。
不到老百姓中间去，不到人民中间去，谈环保，谈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我觉得就好像是一场梦。
第二个故事是在中国，我们知道，贵州山区是我国非常严重的水土流失地区，近些年来水土流失越发严重。很多各种各样的国际组织，特别是NGO对此忧心如焚，纷纷到贵州去搞扶贫。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了解，为什么贵州那些农民愿意到陡坡上去耕种？坡那么陡，在石灰岩山上的石头缝里刨一点土种下几棵玉米？是他们愿意那么做吗？
贵州人经常会告诉你一个叫草帽田的故事：有一个人有28块山上的土地。他爬上去耕种，耕作了27块，还有一块地左找右找，找不着了。拿起草帽一看，剩下的一块在这儿呢，就在草帽底下。据说，最多的农户有50多个地块。这就是水土流失、人为破坏的结果。
难道他们愿意跑到陡坡上耕作吗？因为1978年大包干，贵州是第一个最早推行耕地承包30年不变的省份。为什么30年不变？是因为那里的耕地资源高度短缺。大包干之初，贵州省人均耕地面积是0.78亩，低于联合国所规定的土地对人口最低生活保障线0.8亩。但是，当年规定30年不变，新增人口吃什么？上哪儿去耕种？那时候出生的人现在多大岁数？25岁以上，孩子都有了。让他们上哪儿去生活？于是，只好爬上陡坡，去把陡坡上一点点表土层全刨完。
我们想想这个故事背后隐含的体制因素是什么？
可以把我讲的第一个墨西哥的故事再补充些资料。当我们寄希望于解决三农问题，靠加快城市化来提高农民收入的时候，我告诉你，墨西哥的城市化率是80％，我们现在才40％；墨西哥的人均收入曾经达到过4000美元，我们现在才1000美元。但他们仍然有34％的贫困率，远高于我们。仍然有农民起义，仍然有我们刚才说的蒙面军的故事，仍然有刀耕火种，仍然有继承了几千年传统的印第安人把自己的传统不得不抛弃的情形。这就是体制之恶。
至于我讲的贵州的故事，为什么有草帽田？为什么陡坡垦殖？这说明我们的改革有不完善的地方。有人讲我们现在有很多政策是不利于环保的，这话说得不错。我想这两个故事，一个国外的、一个国内的，大概可以为此做一个注解。
我再讲第三个故事。人们都在说，北京交通拥堵，因此说汽车排量有问题，汽车质量有问题，国产车不好等等。我在纽约的曼哈顿生活过半年，也开过车，我就奇怪，纽约这么大的车流量，曼哈顿只有一条环线，北京五环、六环都有了。为什么还堵车？我看还是制度有问题。主要是某些部门利用国家垄断征占土地的制度来“圈大院”，每个单位恨不得把自己门前的那块地划成自己的停车场，画地为牢，依然体现了一种土地占有的封建形态。这是搞“土围子”，典型的封建文化，哪是城市化呢？你在曼哈顿岛上看不到圈大院，他们是在楼群之中分散车流的，而我们则因为大院多封闭管理，车流集中，所有的车就都得上马路，这是圈大院的恶果。
再讲第四个故事。城里人现在天天讲环保，但是真正环保需要城乡统筹。
大家知道，北京儿童医院每年生出多少残疾的孩子吗？每年统计的数据都在上涨，为什么？知道这20多年癌症发病率增长了70%吗？这些主要是因为农村过量的使用农药和化肥。我们亩均化肥的使用量是美国的2-3倍。城里人不要以为老农民的事跟你没有关系，他们大量使用农药化肥，城里人的日子不会好过。有位香港女士，她说她做母亲了，担心孩子，虽然她的孩子可能还相对健康。可我们这儿呢？我们有多少人在吃那些农药化肥高残留的农产品？因此，研究农业的人经常说，别看市场上那些绿油油的菜那么诱人，我们都不敢买，因为那里面富含致癌的物质亚硝酸盐。现今为什么医药产业越来越蓬勃发展？因为食物不环保而造成了残疾和疾病的高增长。
因此，我们应该多关注9亿农民的事情，这样才有城里人更好的生存。农民是最无助的弱势群体，如果把他们挤得没路可走，最后受伤害的还是我们自己。
二、新乡村建设与环保
从这四个故事中，我想引申出我们正在干什么的故事。
现在，我们在搞新乡村建设，也就是我在这里讲的“乡村建设与环境保护”相结合。其实，这是环保和乡土文化结合。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9亿农民，2.3亿小农户，劳动力人均土地
0.5公顷。现在我们强调环保、强调环境文化的时候，对农民意味着什么？社会主流舆论告诉农民：你们必须致富，只有致富才英雄，谁不致富谁狗熊。我看大多数不可能致富。要让农民知道，现在的意识形态给农民的东西，不过是墙上画一张饼，让他永远吃不着。要告诉农民，得现实起来。我们走不了西方那种现代化的道路，追不上那个潮流。一个人口大国，资源短缺，三分之一的石油资源靠进口，按照这种追法发展下去，不是今天得非典，就是明天得典非，反正肯定会得各种怪病，后代肯定也不好过。
那怎么办？咱们下乡去搞新乡村建设，让农民明白：别一味地追求现代能源，别以为都用电就是好事，咱们也使点沼气，使点天然能源，搞点水能，搞点风能，搞点太阳能，这在所谓的新乡村运动中，比上一代人，就是新的东西。我也希望文化界、影视界多宣传点这个，让农民别追现代化浪费资源的做法。因为历史上农民就是烧点柴火什么的，没有使用这种高成本的东西，不浪费资源，日的生活与地里种的东西能够实现生态循环。
小时候我们上学，农民来给讲课说，北京大白菜为什么好吃？那是大粪稀灌出来的。现在呢，都用化肥了，能好吃吗？所以，如果让农民恢复传统农户的生态循环的种植方式，那东西才是好吃的东西，城里人和他们的子女才会不受害。看看咱们北京多少胖孩子，受得了吗，小女孩年轻轻的，胡子长出来了，还不是吃美国垃圾食品催出来的。我们要帮助农民恢复农业的生态功能，使用生物多样性的天然的生产方式，在恢复传统的“粮猪型”小农的种植方式的前提下适度扩大农户规模。种粮养猪是小农经济的传统，又种粮又养猪，完全符合价格风险在农户内部均衡的道理。
已经有众多学者勇敢地承认中国还没有经济学。是的，我们还没有结合中国资源短缺、人口膨胀这样一个制约条件下的发展历程形成本土的经济学理论；也没有和城乡二元结构这样一个体制条件相结合的环保理论。所以，我们在来不及发展理论的情况下就得更加注重现实问题。
现在，先要大家都知道，农民面临的资源永远是短缺的，而且即使将来实现了55％以上的城市化率，仍然会有大约七亿人生活在农村，这是难以根本改变的，属于国情制约问题。其次，我们不把那5亿农业劳动力当包袱，也不可能把他们完全赶进劳动力市场，去得越多，就越没钱挣，他们一年到头干下来确实挣不上多少工资。非典时期大家讨论，我说，你们有没有想过当年的血吸虫病是怎么解决的？如果不是靠6亿农民组织起来挖坑塘，能解决问题吗？现在靠那些医务人员拿药去弄，解决得了吗？看来，国家还是要资助农民自己组织自己，把农村过剩的劳动力用于群体劳作改善农村基础设施，用于合作经济改变家庭和社区的面貌。
现在，城里人的环保运动很活跃，却很少有人认真去帮助解决农民的环保问题。于是，我们的志愿者群体发起了新农村建设，把青年学生志愿者和农民结合起来，从事乡村的改良事业，青年人要在劳动过程中和与农民的交流中，以群体的力量去改变乡间的情况。在我们配合农民建立起来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里，无论生产和生活，一概都是环保的，都是生态循环的，都是可持续的。尽管社会上仍然有很多人在批判它，但我们认为，这种方式至少符合循环经济和生态文化。希望环保领域的人士大力支持。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本文为2003年10月“绿色中国”首届论坛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