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伟
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到底有多大？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研究这个问题。
第一是体制因素，首先要看在体制上有没有可能保证持续快速的增长。
前几年我曾说，中国能超过22年的增长极限。为什么？中国和日本、韩国都不一样，他们是一重转轨发展，就是发展模式只靠产业结构升级，我们是双重转轨，在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还有体制转轨，就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
我做了一个1978－1998年20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函数，我把市场化指数放进去，观察中国在经济增长当中，劳动和资本这两个要素随着市场化的加深，是不是效率提高了？做出的结果就是，伴随着市场化的加深，中国劳动和资本这两个要素都明显提升。那么，我们可以说，中国这20多年的快速增长，既有劳动要素的成本便宜，既有资本要素的扩大，既有产业的升级，同时又有来自于市场化的产业转型带来的要素效率提高的支持。所以，这使我们区别于其他国家。因此，我想中国有理由保持更长时间的经济增长，可以超越所谓22年的增长极限。
如果要实现持续快速增长，首先一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完善市场经济秩序。这有没有问题？有代价。别的不说，市场化是要效率的，我做这个模型的时候，还做出一个数，什么数呢？市场化的同时，每提高一步，我们的要素效率明显的提高，但是资本要素效率提高速度是劳动要素效率提高速度的900多倍，就是市场化在中国首先解放的是资本，而不是劳动效率，劳动效率也在提高，但是比资本效率提高的速度慢了900多倍。这就有一个道理了，我们现在的市场经济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我们的分配是按贡献、按要素、按各种各样的贡献因素在进行。如果这样的话，意味着什么呢？资本所有者和控制资本权利的人的收入增长的速度将是一般劳动者收入增长速度的900多倍，这个还不是腐败，这是效率，因为人家有效率，人家有贡献，效率和贡献提高的速度是你的900多倍。
怎么办？这样产生的社会状况我不敢说是阶级或者是怎么样，这叫什么呢？这叫高收入阶层，以900多倍的效率，在市场化过程中迅速地与低收入者拉开距离，这会不会产生使现代化进程可能夭折、可能翻车的动荡。这个很难讲，所以我们现在要讲协调发展，要讲统筹各个方面，现在中央反复强调，对现代化的目标要综合理解，实现现代化过程中要做到统筹协调。为什么？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有代价的，你选择一个市场化的目标，选择效率就有其它的社会成本。
第二是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社会发展条件，除了体制条件之外，还有一些社会发展条件。
在社会条件方面，我们有一些优势，也有一些劣势。最大的优势，我们是个大国，有东部、中部、西部，我们可以说，前20多年，中国快速增长毫不掩饰地讲主要靠东部沿海的拉动，也许再过20多年，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降下来，但降下来不要紧，我们后面跟着还有中部，中部之后还有西部，因为这是梯度的，大国有大国的难度，大国也有大国的好处，我们完全可以梯度地走。但从发展因素来说，我们也有很多不利的条件，别的不讲，首先一个是能源问题。所以，中国作为大国，有优势，也有特殊的困难，这些作为发展中的问题，都有待于我们去解决，有机会但是有困难。
第三，从经济学来讲，经济能不能增长，增长多大，关键看需求。需求就是三块，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出口需求。从中国来看，这三方面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平均不低于7.2％，在未来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应当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首先看消费需求。消费需求能不能增加最主要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你的人均收入是不是增加了，人均消费力是不是增加了。人均消费力的增加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原有人口，一部分是新增人口。原有人口受两个因素影响，一个是习惯存量，还有一个是预期存量，就是他未来发生的购买。在正常情况下，收入在增长，消费总要有所增加。我们算了一下，消费需求这一块在未来平均每一年拉动中国经济增长5个百分点以上没有问题。
还有一块就是投资需求。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不一样。你到发达国家去看，10年前看是这个样，10年后看还是这样；你到发展中国家来看，不要说10年，10个月进城来看就不一样了，走到这儿马路断了，走到那儿弄个拉链，把马路给刨开了。我们羡慕人家的井然有序，人家羡慕我们的生机盎然。我们哪儿都需要花钱，作为一个加速发展中的大国，哪儿都需要动。我们估算了一下，估计投资需求拉动中国经济增长每年2－3个百分点没有什么问题。还不算出口需求的拉动，仅投资和消费两项就可以保证经济增长7－8个百分点。
总之，从体制转型、发展条件和需求拉动三个因素来看，保证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是没问题的，但也有相应的困难，其中包括环境保护方面的问题。不论困难多大，你是有机会的。只要真正把握住这个机会了，下决心解决好包括环境保护方面的问题，我们的目标应当说是能够实现的。
（作者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本文为2004年1月“绿色中国”第二届论坛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