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文元
　　一、传统的发展战略导致未来发展的不可持续
　　大家知道，21世纪中国的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这些挑战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一个是人口在未来几十年之内将出现三大高峰，人口总量、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以及劳动就业人口的高峰将相继到来，这对于各级、各届政府都是绕不开的大问题。而且中国人口占全球的五分之一左右，这个人口本身的生存、发展应当同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第二个挑战，自然资源的超常规利用。2003年中国的GDP占全世界总量的4％，但是我们的石油消耗占全世界总消耗量的7.4％，钢材占27％，原煤占30％，铝材占25％，水泥占40％，也就是说，我们用超常规的资源消耗和能源消耗带动了中国的发展，而这种发展本身在未来一段时间是无可为继的。第三个挑战就是我们需要促进生态环境倒U型曲线由左侧向右侧的逆转，而现在环境质量本身还是整体恶化、局部改善的状况。这种状况如果不能在二三十年之内逐渐好转，中国本身就要承担非常大的重负。第四个挑战是现代化进程的急速推进。第五个挑战是城市化战略。由于中国城市化的落后及其他误区，导致了中国现在财富的积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我们知道，当一个国家的GDP达到一万亿美元的时候，应当是一个起飞的台阶。美国在达到1万亿美元以后用了10年的时间搞到了2.7万亿，日本在达到1万亿美元的时候用了10年的时间搞到2.4万亿，德国搞到2.35万亿，中国在2000年达到了1万亿美元，我们10年的发展翻一番，达到两万亿。为什么同样是1万亿美元的台阶，中国比美国低0.7万亿，比日本低0.4万亿？原因可能很多，但如果我们看到在美国达到1万亿美元时城市化率是80％左右，日本是64％，德国是68％，而中国只有30％多，这样就可以理解城市积聚财富的能力比较低。第六个挑战是区域不平衡的加剧。现在不光人与人之间收入差异较大，实际上区域之间的差异也在日益增大。北大一位教授曾经做过这样的研究，明朝末年李自成起义时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62，因此，浩浩荡荡的农民到北京推翻了明朝的政权。清朝在太平天国起义的时候基尼系数在0.56到0.58之间，因此，清朝也受到了重创。而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闹革命时的基尼系数是0.52，我们打土豪、分田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了政权。现在中国的基尼系数大概在0.44到0.45左右，国际上公认0.40是一个警戒线，我们已经超出了警戒线，因此，一些恶性事件例如黑社会、抢银行、绑票、腐败屡禁不止，和这不无联系，当然这个联系不一定是非常直接的。
　　作为一个世界大国，我们还存在其他一些问题。例如：中国65％的国土面积是山地、丘陵，33％的的面积是干旱和荒漠区，55％的面积不适宜人类生活和生产，17％的面积成为世界屋脊，如果作为文学创作是非常豪迈的，但是，在上面搞建设、搞发展就不那么容易了。尤其中国大陆的平均高度是世界大陆平均高度的1.83倍，世界平均高度高出海面830米，中国是1430米，在这上面搞建设、搞发展就必然带来一系列应当解决的新问题。人均资源相对匮乏，工业化任务没有完成，信息化的任务没有完成，这些都是非常严峻的。中国每年新增人口很多，人口惯性的列车奔腾向前，每年新增的人口要花掉新增GDP的四分之一左右。资源的压力是制约全面实现小康的关键瓶颈。中国劳动生产率还偏低，只有世界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的五分之一左右。经济增长方式粗放，每创造一美元的
产值所耗费的资源是工业发达国家的5.9倍。由此就提出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改变发展战略和增长方式，树立新的发展观，我们的发展将会遇到极大的瓶颈。因此，中央提出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要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要以人为本，要落实五个统筹。
　　二、正确理解新的发展观
　　所谓全面发展就是，以前我们考虑经济效益比较多，考虑社会效益较少，考虑自然环境的效益就更少了，现在则是自然、经济、社会要全面思考，三大文明要全面建设，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要全面管理，这才是全面发展的基本含义。
　　所谓协调发展，必须做到五个方面：质量与公平的有机协调；数量、效益、速度的有机协调；点状发展、轴状发展和面状发展的有机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自身的有机协调；个体利益、团体利益和整体利益的有机协调。
　　以人为本大概有六个方面：惠及全民福祉、保障基本人权、创造机会平等、公民平等参与、弱势群体的救助以及文明共建共享。通过以人为本来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
　　可持续性实际上代表了人类对自然的索取必须与人类向自然的回馈相平衡，当代人的发展不能牺牲后代人的利益，本区域的发展也不能以牺牲其他区域为代价。可持续发展必须通过三大零增长台阶，人口的零增长，资源消耗的零增长，最后达到生态退化的零增长。如果自然界提供的能力越来越少，人对自然的需求越来越高，再加上没有新的思路，有一天发展将会遇到瓶颈，我们现在要努力打破这个瓶颈，走向更加广阔的空间。
　　循环经济是寻求中国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战略突破，这已经成为我们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理念。世界上丹麦、美国、德国、日本还有欧洲其他国家都在进行循环经济方面的探索，也就是改变传统的发展模式，实行新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是使经济本身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人类文明统一在一起的一种发展思路。
　　三、生态赤字应当引起充分注意
　　现在有人提出，应该以绿色GDP为标志进行考核，树立新的政绩观。我认为新的政绩观要遵循六大选择：一、单位GDP消耗的能源数量。二、单位GDP消耗的水资源。三、单位GDP消耗的原材料，尤其是六大原材料，例如：钢材、水泥、铜材、铝材、木材和化纤。四、单位GDP排放的污染物。五、全员劳动生产率有多高。六、单位国土面积上能够承担多少经济总量。衡量干部政绩要有五大集合指数：恩格尔系数、基尼系数、人文发展指数、二元结构系数、集约化指数。所谓集约化指数就是如何走出一条少消耗资源和能源、少破坏生态环境的道路。
　　生态赤字应当和财政赤字一样引起各级干部的充分注意。以前我们对财政赤字非常注意，知道借了钱是要还的，但是，对生态赤字特别是资源的无偿利用、环境的无偿利用不加以注意，因而引发了一系列重大的问题。生态赤字的计算有四种：一是利润，即世界银行的资本储蓄能力。二是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资产负债分析。三是区域生态足迹的计算，从全球范围看，人类的生态足迹已经超出了全球承载力的20％。四是人类加速耗费自然资源的存量，这应当是尽快遏制的。
　　科学发展观应催生新的国民核算体系，也就是绿色GDP。我们必须承认GDP本身并没有它的过失，而是在考虑问题的过程中少了一些因素。GDP核算体系使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萨谬尔森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家之一。中国自1985年起建立了GDP核算制度，1993年正式成为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但是也存在重大缺陷，从社会角度、环境角度、经济角度来看，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绿色GDP的标志为：希望达到生态赤字为零，环境胁迫为零，超出区域承载概率为零，资源的生产价值和生态价值之比保持常数，实现带际公平和区域公平。狭义的绿色GDP可以理解为传统GDP扣除自然部分的支出和人文部分的虚数。这个研究从1971年麻省理工学院进行生态需求指标分析开始，
30多年来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日本政府按照净国民福利指标计算，超过国家制定的污染排放标准时，企业应列出所需的治理经费。通过这个计算扣除了一些名义上的GDP以后，日本在1973年GDP增长为8.5％，事实上只有5.8％的增长率。中国也有计算了15年的基本过程，从1985到2000年，经过排出水分以后，名义增长率为8.5％，真实的国民财富只是名义上宣布国民财富的78.2％，财富虚数是21.8％，意味着GDP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只有7.4％，也就是每年有2.1个百分点是虚数。这个结果将对中国国民财富的积累和中国国民财富的质量产生重大影响，国家由此而制定的能源价格、资源价格、温室气体的生态补偿规则、社区环境的损益分析、绿色税费额度、城市的绿色总量等等，都要求在统计制度上、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下进行统一的规范。
　　如何构建以绿色GDP为核心的国民核算体系，联合国、世界各国政府、著名的国际研究机构以及经济学家们，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直在进行着艰苦的理论探索，中国也不例外。当我们提出科学发展观以后，这种绿色GDP核算制度的建立和干部考核标准的改变都已经提到了我们的议事日程。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组长，本文为2004年4月“绿色中国”第三届论坛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