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朋荣
　　第一，加快网络媒体代替纸质媒体的进程。这样我们就用不着砍那么多木材，用不着建木头造纸厂、印刷厂、垃圾场,用不着造那么多车，用不着修那么多路。在几年以前，《人民日报》一张，《经济日报》一张，10份报纸放在包里面都可以放得了，现在在街上买10份是一堆，一份报纸是50张，有时只看一篇文章。最多能看两到三篇。为了看两篇文章、三篇文章你抱一堆，抱50张回去。现在我们的报纸是一种什么经营方式呢？报纸50张一块钱、五毛钱，甚至不要钱，送给你看，这样我的发行量很大，我们的眼球很多，我把眼球卖给广告公司，通过广告费赚钱，这就是报纸的经营方式，叫做眼球倒卖公司。我印了很多，有50张，我五毛钱，甚至不要钱送给你，大家觉得占便宜了，发行量很大，倒卖眼球，这样一种经营方式，这样一种商业模式，最大的灾难就是环境保护的问题。一份报纸一天有50张，这样要砍多少木材？要建多少造纸厂？多少印刷厂？多少车辆运呢？路不够，要加宽。要多少人收垃圾呀，这都是灾难。我要看一篇文章，在广告堆里找，找了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值多少钱呢？怎么办呢？有了互联网就解决了问题。因此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媒体应该怎么推动，尽快用网络媒体来代替纸质媒体，通过卖信息来赚钱，而不是通过倒卖眼球赚钱。我们的媒体商业模式应该转变，卖信息，我们这篇文章卖给你是5块钱，就一篇文章，我要，我不要五毛钱买50张，花我半个小时，花了我2000块钱的时间成本。
　　第二，加快网络金融代替传统金融的过程。我们用不着提着那么多钞票，用不着造那么多运钞车、保险柜等等，用不着造那么多银行的储蓄所、营业部。我们现在满街都是银行，在杭州有一条街上，我数了一下有几十家银行，差不多七、八米就有一家。为什么那么多银行呢？现在看一家银行有没有实力就看他的网点多不多，一个网点300平方米，50人，点钞票、转支票，因为我们的货币还是纸币，是钞票加支票。那么互联网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一个平台。我们完全可以用电子货币来代替纸币，一不要钞票，二不要支票，这样我们满街的银行就没用了。我们就不要印那么多钞票，这不是一个假想，完全能做到。到现在为止，成立一家银行，成立一家广州发展银行，要在全国各地建立分支机构。建立一个深圳发展银行，在全国各地要建很多分支机构，造很多房子，造很多房子就需要钢材、煤，水泥等。
　　第三，加快远程教育代替传统教育的进程。用不着造那么多教室、图书馆，用不着将那么多学生集中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现在有几种现象，第一种现象，全国大概不少于1000个亿花在建大学上。比如浙江大学用3000亩地，投资几十个亿。所谓建大学就是盖教室。第二个现象，现在大学扩招，阿猫、阿狗都是教授，整个质量都在下降。第三个现象，去年全国拿到大学通知书的孩子有40－50万读不起，在家里种地，夫妻两个40年不吃不喝养不起一个大学生。第四、我们多少人为了一个文凭，学了那些不该学的知识。我们现在完全可以用远程教育来代替。政府应该把上千亿的资金不是用来盖房子，而是铺网络，成立很多网络公司，投资30万、1000万，专门找一些企业管理。小孩不要在北京待着，从几十家公司里面选一家最好的跟着学习，不要一年花一两万，不要听那些二流、三流老师讲课。
　　第四，加快现代信息手段在生产流通过程中的运用。我们用不着造那么多过剩的产品，用不着造那么多商店、物流中心等等。中国现在的服装、皮鞋，有人讲10年都穿不完。现在长沙、武汉、郑州等大城市，都是占地几千亩来建物流中心，所谓建物流中心就是建仓库，中国有很多很多的仓库，郑州准备用10多平方公里建仓库。我们想一个问题，戴尔公司现在平均的库存周期只有五天，他们争取过几年降到两天。如果全中国的商品库存都降到五天，现有的仓库就多了90％，我们还在拼命地在每个城市搞物流中心，盖房子，你这些仓库干什么用呢？我们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服装卖不了呢？为什么有皮鞋卖不了呢？为什么有那么多仓库呢？一个根本的问题是先造后卖。根据自己想的东西造服装就没人要，根据自己想的东西造电脑也没人要，在仓库里面放着。戴尔公司现在先卖后造，这个电脑你先买，把钱给我，我再造，而且我等不到五天，我就帮你造好了。我不要库存，两个消灭，消灭库存，
消灭中间商，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因为它充分利用了互联网，我们为什么不用呢？我们为什么还按自己的想法拼命造呢？浪费很多资源呢？
　　第五，用信息时代的思维来规划未来的城市，把环境优美的地方建成中国人的第二个家。厦门市政府讨论厦门的城市地位，是搞工业还是搞商业。我说厦门既不搞工业，也不搞商业，而是建成中国人的第二个家。什么叫第二个家？不是旅游者在厦门呆一个礼拜，而是可能每年有三个月住在厦门，我有两个家，北京有个家，厦门有个家。因为我们这些人电脑在那里，我的办公室就在那里，只不过我的飞机从哪起飞，从哪降落的问题。
　　这里面有几个背景：第一，在传统的经济体制下，城市建设是以行政区为中心，哪个地方是行政中心，哪个地方是交通枢纽，我们就住在那个地方。有了互联网之后，加上交通发达，飞机到哪个地方都很方便，很多人工作地和生活地可以分开，我可以在北京《经济日报》当总编，但不一定老住在北京，完全可以住在神农架，不耽误事。我完全可以在浙江办一家领带公司，搞设计，不一定住在公司，因为浙江的领带公司都已经社会化了，我这个地方选定一个花样敲一下电脑，工厂机器就把领带织出来了。
　　第二，现在很多人富起来了，可以买两套、三套住房，第二套就不愿意买在北京了，可以在厦门甚至在神农架。
　　第三，我们生活质量的概念在变化，以前我们生活质量高就是能吃鱼、吃肉，以后生活质量高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呼吸新鲜的空气。神农架是人类共有的绿色家园，北京有一部分人，完全可以一年不要都住在北京，北京冬天很冷，夏天是高温，春天沙尘暴，有什么好的？我一年有三到四个月住在这个地方，不影响工作，这样他就把这个地方当成第二个家。这第二个家跟休闲的概念不一样，休闲的概念是住一个礼拜就走，第二个家的概念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要住在这里。而且飞机也方便，有什么急事坐飞机一个小时就到了。我们应该引导这样一种新的理念。这样我们很多环境优美的地方就成为一部分人居住的地方，这个地方才称为未来的城市。以前是哪个地方有资源，哪个地方有行政中心。哪个地方有交通枢纽，那个地方就有城市。未来哪个地方环境优美就有城市，这是未来城市的新概念，像我们神农架、厦门、包括海南都应该引入这个概念。
　　（作者系北京视野咨询中心主任，本文为2004年9月“绿色中国”第四届论坛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