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问题
　　刘 伟
　　5000多年前，炎帝在神农架拉开了华夏民族文明的开端，演进了5000多年之后，现在中国的文明对整个经济发展的进程，对整个人类文明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们在这里开始讨论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的生态环境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威胁？提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我觉得有其特别的意义和价值。
　　第一，中国经济发展现在究竟到了什么水平？
　　我们分析资源和环境面临的挑战是建立在中国经济发展所达到的阶段的前提下的。我们到2004年年底GDP总量大概是11.67万亿人民币，按2004年年底的汇率，折成美元，我们大概是13000多亿，不到14000亿美元，2004年年底排在世界第六位，后来排第七位。第一位是美国，美国2004年完成的GDP和我们差不多，也是11万亿左右，不同的是计量单位不一样，他是美元，我们是人民币。美国2004年GDP占全球大概32％，我们是3.8％，这就可以知道我们和世界第一的差距。第二位是日本，下面是德国、英国、法国，2004年年底的汇率折算我们是第六，到后来汇率折算我们是第七，意大利是第六，主要是欧元升值和美元贬值导致计算上的差别。2005年下半年经核查我们还是第六，这是总量。从人均来看，我们到2004年年底，人均GDP是1090美元。中国从2000年开始接近1000美元，实际上是2004年第一次达到或者略有超过1000美元，10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就属于下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1978年的时候，中国的人均GDP是100多美元多一点，390多块人民币，当时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是1：3点多。这是什么概念呢？按世行的划分标准，一个国家如果人均GDP低于280美元，就是最穷的国家，叫低收入的穷国。我们当时比贫穷国家的平均数280美元还低了有100多美元，是一个标准的低收入的穷国。我们现在成为一个下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也就是1000美元左右。　按世行的分类是达到1600美元左右的时候属于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达到3000美元左右属于上中等收入，达到8000美元左右属于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也就是所谓新兴工业化国家，完成了以工业化为主的现代化。再往上就是后工业化时代，进入发达社会。
　　我们经过20多年的发展，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是9.36％，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到现在我们从低收入的穷国，阶段性的提升为下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应当说这个速度相当快。如果其他条件不变，没有政治、军事、社会动乱以及大的灭顶之灾式的自然灾害，如果在今后的二三十年内，中国的经济增长平均不低于7.2％，从2000年算起，再给中国十年时间，到2010年中国的GDP水平将比2000年增加一倍。2000年我们人均是800美元多一点，按不变价格增加一倍就是1600多美元，就达到了世行所划定的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还是这样的假定，再给中国十年，到2020年中国GDP的水平，将比2000年增长4倍，人均将达到3200美元，3000元以上就属于上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水平。
　　党的十六大报告讲到新世纪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时候，只讲了一个数字，就是到2020年中国人均GDP按不变价格将超过3000美元。怎么来的，就是这样来的，假定比2000年增长4倍。为什么没有讲3200美元，主要考虑到，到那个时候的人口问题。中国人口峰值大概是2028年，有可能达到15亿，今年中国人口将超过13亿，所以现在等待着所谓中国人口的13亿日不知道哪一天。在2005年肯定会达到13亿，考虑到这个因素，有所保留。讲不低于3000美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到2020年中国全面实现小康一个简单的衡量标准。还是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再给中国十年，到2030年，中国GDP的水平将比2000年增加10倍，人均水平将达到8000美元以上，8000美元就是属于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就是指以工业化为内容的现代化完成了。
　　上海在2002年宣布，他们预计在2015年完成这个任务，北京宣布的是2018年，全国大概是2030年。落后地方也许到那个时候不一定能够达到，这是一个平均水平。还是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继续保持高增长的话，到2050年，中国将赶上中等发达国家。这就是邓小平同志当年讲的中国经济分三步走的战略。上世纪80年代解决温饱，90年代进入小康，到21世纪中叶赶上中等发达国家。大体上是这样一个战略安排。这就是中国经济现在达到的水平和我们可以看得见的能够企及的目标。我们要有一个健康的心态和生活方法，尤其是年轻人，不出意外活到2050年有希望，能够亲身体验一下，我们这样一个古老的民族，完成了现代化之后的生活。再不济的话，你争取活到2030年，我们这样一个国家完成工业化之后，它的幸福生活。说老实话，中国现在人均GDP1000美元，就给世界带来如此大的影响，如果我们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对世界带来的震撼，以及可能得到的尊重，绝对是现在无法想象的。确实是光明的前景，而且这个前景不是1958年大跃进的浪漫，绝对是可望可及的目标。
　　但是，恰恰就在这个时候，就在这种成长的阶段，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也是最尖锐的，人们通常认为在这个时期至少有三大矛盾，是各个国家在短期内无法解决的难题。第一个就是发展与环境。你要发展往往牺牲环境，你要保护环境，往往增大发展的成本，这是一大难题。
　　第二大难题叫做公平与效率不可兼得。往往在这个阶段发展最讲究的就是要效率，可能要效率就要牺牲公平，特别是牺牲收入分配上的公平。因为如果太公平了，大家就没有差别，或者差别缩小，大家竞争的动力就递减，竞争动力递减效率就减弱。要保证效率鼓励竞争，就要拉大差别，拉大差别公平目标又有所损害。
　　第三叫做失业与空位并存。在这个时候，产业结构急速变化，很多问题不是总量问题，不是说经济发展速度慢，而是结构问题，它习惯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这种牧歌般的生活，你让他到轰鸣的机器旁边，嘈杂的都市中去生活，无论从技术上还是从观念上都解决不了。
　　大家也知道，英国在这个阶段，曾经专门立有所谓《流浪汉法》，把这些农民用皮鞭赶到城市，赶到工作岗位上去。所以我们说这三大难题短期内无解。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不仅一般地遇到了世界普遍遇到的难题。这些难题在中国有它特殊的表现方式，有它特殊的问题和要求。
　　第二，中国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提出了怎样的挑战？
　　经济成长的前景是非常诱人的，但是里面蕴含的挑战也是极其深刻的。如果说没有一个科学的发展，没有正确观念支撑，我实在不知道中国到2030年、2050年完成了工业化，实现了现代化，人均GDP达到了8000美元，达到一万、两万美元之后，给中国人，给子孙、给社会、给人类带来的是福音，还是灾难？别的不讲，假如其他条件不变，中国每个家庭拥有的轿车量和美国拥有的轿车量一样，那么全世界的石油抛出来都给中国人烧够不够？那个臭氧层的破坏究竟会严重到什么程度，所以我们说确确实实无法想象。因此，如果不是发展的看，不是科学的看，中国的现代化对人类、对我们本民族带来的究竟是福音还是灾难？
　　据说我们中国的沙尘暴，经过日本飘到美国去了，所以日本人很着急给我们治理沙尘暴，搞得美国人也关注这个问题。你的现代化究竟给世界带来的是什么，你能不能成功地解决发展中面临的难题。别的不讲，从资源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发展面临着土地资源的严重束缚，中国人均耕地非常少，不到两亩地。土地资源会越来越稀缺，而中国的人口越来越多。从粮食问题、耕地问题的严峻性来看，尽管争论很大，但问题的严峻性是不容回避的。中国每个人把嘴张开是4平方厘米，
4平方厘米乘上13亿，就是五六平方公里。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是五六平方公里的一张大嘴，所以说中国任何一个问题，乘上13亿，就没有小问题。
　　前些年，美国一位著名的教授叫布朗，是搞农业统计的。他写了一篇文章《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人》。他算了一下，中国搞工业化，肯定耕地要减少。中国搞工业化、市场化，肯定环境要受到破坏，他讲，到21世纪前半叶中国大概缺粮3000亿斤，现在国际粮食市场上每年贸易交易的总量就是3000亿斤，这意味着到那个时候中国人要把全世界贸易总量的粮食全部买回来，才能填补缺口。你都买回来之后，世界其他国家怎么办？所以现在很多小的发展中国家领导人访问中国，非常真诚地问我们，你们是要把粮食都买光吗？他很担心，真要是抢粮他抢不过我们。欧洲人就发出了一个惊叹，21世纪的中国人养活不了中国人，中国人就会满世界乱跑，哪有粮食就跑到哪去。
　　这就很麻烦，我们不愿意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但是你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问题，你要正确地对待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每天看到有人浪费米饭、馒头，我就跟他们讲过，你浪费的不是粮食，你浪费的是我们有限的耕地资源，浪费的是阳光，浪费的是雨露，这些都是不能再生的。所以说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中国人的生存问题，中国人的发展问题与中国土地资源的瓶颈矛盾会越来越尖锐。工业化肯定要占地，城市化肯定要占地。这就是突出问题。
　　第二方面的矛盾，中国的工业化和能源问题。首先一个是像我国在工业化加速过程中，对一些重工和重化工的原材料需要本身就特别迫切。中国的钢材需求量占世界大概28％。我们现在钢铁的生产能力，两亿两千多万吨。每年还进口至少3000万吨，在中国市场上每年至少两亿五千多万吨的钢，世界第一，美国和日本加在一起不及我们，这么大的供给量。全世界的铁矿石价格之所以上涨，主要就是因为中国给买上来了。全世界的码头，散货码头货运船，多一半给中国运铁矿石，就这样我们还不够，钢材价格这几年一路上涨，就这样中国老百姓家里还没什么钢铁制品。中国几亿个农民家庭，你看看有什么钢铁的器具，除了切菜的菜刀，炒菜的铁锅还有什么钢铁的东西？他们的房屋是土木的，不是钢筋水泥的，他们的家具是木头的，不是不锈钢的。如果他们进入了钢铁时代，用上不锈钢的家具，住上钢铁水泥的房屋。你想想中国十几亿人口的国家，还得需要多少铁矿石，需要多少钢铁呀？这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再说高能耗问题。我们2004年24个省市拉闸限电，2005年至少26个省市拉闸限电。你知道中国的电有多少吗？中国的装机总容量比日本、美国，比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多，而且我们电耗能的效率也低，所以电一定全面紧张。电一紧张，煤炭就紧张，因为中国的电主要是火电，水电主要是用于调峰，核电比例并不大。这几年煤矿跑、冒、滴、漏，死人不断，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钱催的，煤炭涨价，那没办法。煤炭一涨价，运力就紧张，中国的经济地理位置是北煤南运，南水北调。南方经济发达地区没有煤，煤主要在东北、西北、华北，而我们的体制，我们几大电网没有联网，广东网、东北网、西北网、华北网都没联网，不联网就意味着在煤矿的坑口发电，不能通过输变电送出去，只有把煤运到那里去建电厂发电。北京煤矿发一度电，成本大概是二角钱，南方发一度电就是四角钱，不仅成本高，而且运力紧张。
　　中国目前铁路货运能力70％都在运煤。所以中国工业化的阶段性的体制特点，导致了对基础性的黑色金属的需求量，以及围绕着这种原材料需求量煤、电、运等一系列的能源紧张。这种紧张还不是短期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会有潜在的巨大压力。这是工业化与能源问题，还包括油，有经济学家说，21世纪的经济是石油经济，所以中东那个地方战火不断，为什么？道理非常简单，世界上有伊斯兰教徒聚集的地方脚下就有石油。脚下有石油，脚上就有战争，那没有办法。我们国家原油年产量现在大概是一亿五千多万吨。去年我们进口，加上在国外开发运回来的，大概有8000多万吨。我们是一个纯粹的原油进口大国，而且进口60％以上是在中东，非常集中，整个石油已经构成中国工业化战略安全命脉性的一环。所以我们现在想尽各种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和俄罗斯谈判，为什么扯来扯去？为什么普京一而再再而三在管道问题上做文章？我们要求他把送日本的海上管道走我们的大庆，估计这样能给中国每年留下两千万吨的原油，但是他就是不明确。现在答应下来从这里走之后，又同时向欧洲修一条管道，估计这块油田的油支撑不了这两条管道。在这样一种经济发展条件下，高耗能、高耗资源，快速增长数量扩张，这种工业化模式究竟能够支撑多久，不要说中国的资源，就是世界的资源允不允许你支撑这样的高增长，我觉得都值得讨论。这是讲的工业化对能源问题的挑战。
　　第三方面，发展与环境。我们的发展往往以环境为代价，这方面的挑战，在中国现在太深刻了，真是随处可见。我们现在每年水土流失，大概是2400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一个中等县的面积。中国有2080多个县，现在的沙化速度是一年一个县。所以我们的生态环境是非常脆弱的，因为我们跟美洲大陆没法比。美洲森林茂密，水草肥美，因为现代人发现美洲大陆比较晚，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才几百年的历史，现代人没怎么折腾它。我们中华大地，发现得太早了，我们的祖先又太勤劳，上下五千年，折腾得差不多，这个地方能剩下，真是有幸。整个发展和我们的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冲突实际上是相当尖锐的。
　　第四方面的冲突，消费与资源。中国人均资源条件要求中国的消费一定要有科学的、符合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消费道路，否则肯定会出大问题。而中国目前的体制，对于科学的、经济的、节约型的、现代化的消费，格格不入。仅从消费体制来说，大家注意到在很多地方，最好吃的，最好玩的，在消费过程当中气魄最大的是什么人？是谁在“豪”？恐怕不一定真正是所谓大款，所谓挣了钱的人，那毕竟还是少数。中国这么多年来，真正挥霍消费资源的，脱离中国实际需要的恐怕是公款。私款你无权指责，我只要收入来的是合法的，我辛勤劳动赚来的，合法纳税之后的收入，我愿意怎么花就怎么花，这是我们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问题在于我们的体制造成大量公款消费。我在国外也接触过一些很有名的企业家，也参加过他们请吃饭的活动，我看没什么吃的，好像很讲究，音乐、环境，一人倒一点酒，因为男人在一起谈话，不吸烟，互相之间没有一个道具，不便交流，拿一个酒杯比划着有一个交流的道具，不是真喝。你到中国试试看，那可不是交流的道具，那是真喝，而且都是名酒，这个东西不是开玩笑的。
　　你到人家那去看，往往很庄重的宴会，请你吃的主菜就是一道。记得有一次东京大学的校长请我吃饭。一条小鱼一点凉菜，我两口吃完，等着过一会儿告诉说，主菜就是它了，完了，准备走人了，然后告诉说这条鱼价值不菲，深海的，无污染的如何如何。我想了半天，日本人是太小气，在中国人看来，就可能是一条小鱼。怎么也得十个菜、八个菜的样子，但是你说我们国家比人家富足吗？我们国家的现代化水平比人家高吗？我看未必。所以我们说中国现在本身的国情决定了你的消费和你的资源之间一定要走符合中国特色的高度节约、高度科学的现代化道路，而我们现在体制背后的矛盾冲突太严重了，会加深我们这个矛盾。
　　第三，怎么运用市场机制解决发展和资源的冲突？
　　我看到很多经济学家的著述，好像环境问题是一个市场失灵的问题，市场解决不了。因为环境问题是公共品，公共品不是私人提供的，所以它的成本不能计量，它的价值很难计算，它的产权归属也很难明确，因此很难用市场来解决，可能更多的要通过政府，通过政府转移支付，通过政府向制造污染的人征税、罚款，然后弥补那些向世界提供优美环境的地方，这是对的，但是我想中国有点不同，有一点特殊情况。我想提一个问题，中国的环境破坏，中国资源的挥霍和浪费，主要是市场造成的呢，还是非市场造成的？还是由于没有运用市场机制造成的？因为中国相当一部分东西它是产权不清的，产权主体一旦不清楚，就意味着保护它的人缺位，没有人保护它，没有人保护的东西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中国的很多环境问题之所以发生是运用了市场，还是因为没有运用市场？应当运用市场。
　　比如说中国的土地资源配置。土地资源的乱开发，盲目建设，到前不久，省市两级政府批出去的各类开发区5000多个，侵占的土地3.4万平方公里。台湾省才3.6万平方公里，我们大概圈出去将近一个台湾省，而这还没有算村和县级，只是省、市、中央以上的。我们国家村级都有开发区，我见过，在高速公路两边，农村的良田上扎一个大彩门，标明某某村高科技开发区。把这些算上究竟圈了多少地很难统计。但是真正开发的多少呢？43％，57％是没有动的，在那晒太阳，在中国土地这么稀缺的情况下，这不是严重的浪费吗？为什么这种浪费能发生呢？这种浪费是因为用市场来配置土地资源造成的，还是因为没有引入市场机制造成的？就是因为中国土地根本产权就不知道是谁的。你说农民有土地吗？咱们土地不是农民的，农民不是土地的主人，我们集体所有。
　　世界发展走到今天，城乡差别最关键的一步是什么？就是等着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到农民家门口的时候，等着高速公路修到农村的时候，农民那块祖祖辈辈、世代相传的土地突然之间伴随着现代化升值，一下就把农村和城市至少在经济差距方面的鸿沟一举跨越，多少发展中国家的成功都是这样。中国可能吗？祖祖辈辈这块土地，高速公路修来了，工厂建来了，却突然发现这块地不是农民的，农民最多拿到一点青苗费。土地升值这块谁拿走了？国家拿走了，国家拿走谁分了？财政和开发商们。我们前些年批出去的土地地价，比现在所谓拍卖土地的地价差了六倍，这六倍的好处没有在农民身上，现代化的结果没有落到农民头上，土地没有主人。城市土地更混乱，没有主人就意味着市场不能起作用，不能通过市场买卖来配置这项资源，市场不能起作用，没有主人去保护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政府行政力量可以随时干预，随时支配，政府随意性的支配就意味着土地配置随时可以说你是违法，随时可以说你不违法，就是这样一个结果。
　　我们在检讨中国所谓环保资源配置无序的过程中，恐怕不能像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那样，把它作为一个市场失灵的问题，市场不能起作用的问题，在中国现在首先要解决的很多环保问题可以由市场解决，应当在明确产权之后，通过市场机制来处理的，你现在没有通过市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来讨论哪一些即使是发达的市场也解决不了的环境问题，然后考虑非市场的力量，包括政府的力量来处理。这恐怕是当务之急。
　　很多地方资源的配置，不一定是市场不管用，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比政府还管用。至少中国环境问题，很多资源的无序开发不是市场造成的，而是政府造成的。
　　第四，政府在处理经济发展与资源的矛盾中应发挥什么作用？
　　市场确实有失灵的地方，即使是再完备的市场，也处理不了这些外在性的问题，环保问题作为公共产品具有典型的外在性。所谓外在性是什么呢？经济学给它一个最简单的定义，你作为一个主体，你的目标函数当中的变量包括了他主体的行为。什么意思？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假定大家都是正常的人，都有正常的生活目标。假定你在生活中有一个不愿意感冒的目标，不感冒是你的一个目标函数，他是由一系列因素决定的，吃饭、穿衣、睡眠、喝水、休息，这些因素都关系到你是否感冒。
　　你现在特别在意，饿了你知道吃，困了你知道睡，渴了你知道喝，热了你知道减衣服，冷了你知道穿衣服，保护得特别好，但对不起，假如我感冒了，我把感冒病毒传给你，你到医院去看病，假如花了500块钱，蒙受了很多损失，然后你来找我，我这个感冒不是我个人过失，我自己特别小心，是你传给我的，怎么办？经济学家提的问题是这500块钱谁来付。可以有两种答案，一个就是你付了，你付了是市场有效。什么是市场有效？我们之间通过买卖解决了我们的冲突。这500块钱是什么？是我买了一个传染给你的权力。你获得500块钱是什么呢？是售出了被传染权力的收益。这是个市场交易，是产权的交换，是关于传染权的买卖。我们就没事了，叫市场有效。
　　但也有第二个答案。如果没有一个制度规定我必须赔人家的话，我可以拒付，这就叫市场失灵，就是不能通过买卖来解决问题。为什么拒付导致市场失灵呢？就是关于传播感冒这个权力的产权界定是不清楚的。你说这个产权是谁的？是你的还是我的？不知道。不知道我凭什么不能传染你。除非法律界定了这个权利是你的，那任何人传染别人感冒之后必须赔，那没办法，我侵犯了你的权利，必须花钱。如果法律界定这个权利是我的，保护弱者，任何有病的人都可以肆无忌惮传染别人，那活该，传染了你对不起，你认了。你为了避免传染，给我钱。给我一个口罩戴戴，你很理智，你会进行交易，这是市场有效。外在性就是在你目标函数的变量当中，包含了其他的变量，包含了其他人的行为，这个行为不能通过市场交换来认定责任，来明确收益。
　　环境问题有时找不到人来买单，找不到人来付费，这就叫外在性。而且我们环境的潜在价值还无法变成现实价值，它只是一个绿色的价值。如果有法变，是不是要变呢？这可就麻烦了，科技进步带来的是灾难了，都把潜在的价值变成现实的价值，这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很多外在性的东西不能通过市场，那就需要通过政府。
　　政府的干预一定要守法，要有一个法制。对政府的行为，关系到千秋万代的行为一定要有法律的约束。我们国家这些年的法律制度建设得很快，但主要是私法，是对老百姓的法，对公司的法，对个人行为的法，对个体经济行为的法，这方面立法速度非常快，进展的质量也很高。但是对于公法的建设，也就是对于掌握公共权利的人的法律约束，可以说才刚刚拉开帷幕。一个国家在市场化过程中，在现代化过程中，其法制化是不是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不在于对老百姓立了多少私法，而在于对公共权利的掌握者立了多少公法，这个是最根本的。我们现在政府的有些官员，真是意气风发，气魄非常大，改天换地，所以我们的GDP很高。GDP有时候很荒谬，今天一个市长把这个楼炸掉，雇了很多人工，统计了一次GDP，明天再来一个市长，再把它盖起来，又统计了一次GDP，然后再把它炸掉，又统计了一次GDP。这就叫GDP，几年下来，几个楼的GDP，最后一看存量是零。我不是全面否定GDP，GDP有它可爱的地方，有它重要的地方，但是有它局限和荒谬的地方。所以对政府行为一定要有法律的严格约束，否则环保、生态在政府掌握着巨大公共资源的手里头，在有着雄心壮志改造山河的一些官员的手里头，在一些十分热情又十分愚昧的创造者的手中，我们的河山不知道会糟蹋成什么样子。
　　第五，如何发挥社会道德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
　　即使有了法，即使有了市场制度，环境问题就能解决吗？法律制度也好，经济制度也好，能解决社会问题当中的20％，这个制度就算很不错了，恐怕70％、80％的社会问题，难以用所谓的法律制度、经济制度去真正地解决，它只是给你提供一个制度遵循。真正解决问题恐怕还要靠社会的动员，靠道德社会精神力量的张扬。我们国家这点很特殊，我们是转型时期，从传统社会转到发达社会，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转型时期一个大问题是什么？就是在社会道德秩序转换过程中，容易出现放纵式的无政府状态。美国有一个得过诺贝尔奖的学者提出社会有三种道德状态。原始时代传统经济是以忠诚为核心，现代市场经济是以诚信、信任为核心，转型时期是以无政府状态为特点。人和人之间既不讲忠诚，也不讲信任，就是放纵。一个民族一旦进入道德无政府状态，精神堕落了，很可怕。一个民族在物质上被摧毁，经过一代人的努力，可能重新崛起，像二次大战之后的德国和日本。但是，一个民族如果精神上崩溃了，很难说通过一代人的努力能够重新崛起，甚至人类文明要把它淘汰，我们很担心中国进入这样的状态。我不是说中国已经到了这一步，但确实有这个危险。这种道德无政府状态，恰恰对我们的环境保护、对关系到千秋万代的社会发展文明进展所要求的责任心、真诚心是针锋相对的。
　　记得前几年中央电视台有一个打假曝光，曝光了半年就取消了。原来打假曝光，讲究责任心，讲究对社会负责，讲究有公德，开始还受到层层阻碍，尤其是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干部，因为造假和当地的财政有高度的相关性，设置障碍不让他们去。经过半年之后，他们发现到哪儿打假曝光，当地极其支持，好吃好喝，笑脸相迎，热情接待，积极配合，他们觉得很奇怪，觉得下面的道德观念的提升和改变不会这么迅速呀？为什么有这个变化呢？他们做了一个回访，给所有曝光单位回访一下，发现一个问题，造假在中国不能做广告，你不能说我做假茅台酒，做假中华烟，很多小商小贩卖假货，卖了很多年，几经辗转，手续繁杂，风险极大，成本极高，不知道从哪进货。现在打假曝光一看，我卖了十几年的假酒，弄了半天就是你那儿生产的。他就直接进货了。所以给哪儿曝光，哪儿订单雪片一样。打假曝光之后，这些人明白，你要脸，脸面值几个钱呢？尊严算什么的？那钱是真的。你曝光就曝光，等于是黄金时间免费做广告。到后来形成打假曝光到一些地方，不仅没有阻力，而且企业要向当地有关部门行贿，一定要安排到我们这儿来曝一下光。
　　在这种情况下，什么叫真诚？什么叫负责任？我不是讲都这样，至少有这个迹象。如果整个社会转型期的道德是这样子的话，你要求他对自然高度负责，对千秋万代高度负责，他对自己都不负责任，对同伴都不负责，怎么可能呢？但我们知道，像环保这样的问题，没有人类的人文精神的张扬，没有道德的升华绝对不可能，光靠制度是不可能的。当然道德建设需要有制度的支撑，就是在制度上让那些不负责任的行为要付出足够的成本，至少让他由此获得的收益要远远小于承担的风险。社会道德问题有它特殊的功能，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用真诚心来呵护我们的环境。没有道德风尚的普遍转换，我们想保护我们这个自然，保护我们这个地球是不可能的。
　　（作者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本文为2004年9月“绿色中国”第四届论坛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