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宾·梯克尔
　　现在，可持续发展是一个世界性的口号。我们在欧洲，你们在中国，都面临着同样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于可持续发展的不同理解。这就好像盲人摸象一样，有的人摸到了大象的腿，有的人摸到了大象的鼻子，有的人摸到了大象的头，但是怎样才能描述整个大象的外貌呢？这需要很多人的共同努力和沟通。我对可持续发展的描述是：在不断向更好的方向发展的同时，我们必须善待这个继承而来并将要传承给后代的地球。
　　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要想一直居住在地球上，就需要保证我们的地球处在一个良好的环境里。但是现在，我们的地球正处在危险中。在过去200年间，我们看到它的变化比过去两千年的变化都要大，相应的，过去20年的变化比过去200年的还要大。事情究竟怎样呢？
　　首先，我们的人口数目正以令人眩晕的速度快速增长。在托马斯?马尔萨斯时代，人口仅有10亿，但是现在我们有64亿人口。在过去的10年里一些地区通过实行计划生育、推广女性教育，出生率已经有所下降了。但是，世界人口在2050年时，仍将会超过90亿，随之而来的是难以支撑的重压。
　　接着是土地状况的恶化和垃圾的堆积。我们在不断破坏养育了众多物种的地球——这在中国也是被普遍认识到的问题。亚洲发展银行有数据显示，在中国40%以上的土地正遭受风蚀、盐碱化和沙漠化的侵害；大多数的国家在减少垃圾产出和处理方面都缺乏连贯一致的政策。
　　接下来是海水和淡水的污染问题。对整个海洋来说，休渔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根据世界粮农组织的估算，至少有60%的鱼类被开发殆尽或过度捕捞。同时，相对20年前，人类对于淡水的需求已经增长了一倍。在今后的40年里，人们对淡水的需求还会增长40%，其中17%以上的淡水会被用来灌溉农作物，尤其是在贫穷的国家。水资源紧缺已经不再是一个新的问题。现在，我们可以利用的淡水总量相当于汉朝（也即西方的罗马帝国时代），而那个时候世界总人口仅有四亿五千万。
　　当今物种灭绝的速度是其自然灭绝速度的数倍。国际自然生态保护联合会所列举的备受威胁的物种正急剧增长。四分之一的哺乳动物——生态系统的重要标志——正面临着在近期灭绝的危险。在全球范围内，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已经广泛存在，而且人类活动将会使未来进化路线发生本质的改变。这正如世界自然野生动物基金会提出的：“所有的物种都在做它们自己的工作，即使我们不知道它们的工作是什么。从生态系统中把这些物种去掉，就好像把零件从飞机上拆掉，使飞机无法正常工作和飞行。这就是，我们对飞机所做的和我们对环境所做的应该是一样的。”
　　还有大气中化学成分的增长。正如英国科学院所说的，空气中化学成分对我们人类产生的威胁和影响，将会使很多人死亡。现在，我们需要长期的努力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2001年，有1500多名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在阿姆斯特丹发表了一篇报告。他们提出了两个警报：
　　“人类活动会潜在地影响地球的选择模式系统，以致对人类或其他生命产生不可逆转的坏作用……在地球体系中，自然的改变正在同时发生，这些变化的数量和速率都是空前的。地球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状态运行。”
　　“人类对于地球环境的加速改变并不是持续的。因此，用传统的方法来应对地球系统是不可行的。我们必须尽快用能够满足社会和经济发展目标的、同时又能支撑起地球环境的深思熟虑的管理战略来替代这些。”
　　2002年，在约翰内斯堡的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上，人们设想把全部的可持续性标准统一起来，并找出人类发展状况的普遍问题。这在广泛的出版物和部分货物上发生了一些改进，但全面地看，成果只能用“开花多，结果少”来形容。
　　环境应当被当作一种我们从父辈那里继承而来又必须传给下一代的自然资本的赠与。我想任何人都不能否认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的这一表述：“经济是环境的完全自有的补充。”简而言之，没有健康的环境就不可能有健康的经济，但现实的困难是如何达到健康。崇尚完全自由贸易的理论家们喜欢提起经济机制。可有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曾说过：“市场在设定价格方面是很好的，但在识别价值方面是无用的。”价格是指示器，但我们很难确认价格表现的是不是真实的价值。一个定价系统应不仅包括传统价值，还应包括替换这些资源的代价以及使用这些资源可能带来的破坏。
　　最近，越来越多的努力带来了传统经济与可持续性的更大兼容性，中国尤其如此。在世界银行内部已经采用新的环境计量方法来计算环境资本的折减。在这种方法里，任何损失都将在其他方面得到补偿，例如在这种计算方法里人类的资源将在服务、知识和社会资本中得到补偿。由于这和通常的商务计算很相近，它很好地吻合了现在的经济思想。但是我们用人类资本替代环境资本的能力是有限的。技术带来的问题一点儿也不比它所解决的问题少。谁能够预见到惰性的氟利昂会对臭氧层产生这样的危害？并非所有的事物都可以用钱或经济价值来衡量。我们该如何衡量一种物种的灭绝？或量化我们所呼吸的空气的生态价值？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中国的经验。自国合会建立起我就是其中一员。国合会的报告很好地阐述了在过去的13年里态度和政策是如何转变的。每一年随着众多专家组和课题组的研究，使我们对于中国的情况更加了解，这种转变也变得更加清晰和实际。在我看来，国合会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与中国领导体制的接轨；中国与世界参与者的真诚的自由的对话；课题组的不断延伸；在解决某些问题上的进步；其中最具有意义的就是领导者的从谏如流，并且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采取有效措施。
　　中国委员会可能还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水的定价问题、有效的措施来控制生态资源的破坏、生物多样性、控制使用清洁能源、控制土地的使用等等，特别是西部，这些问题加大了可持续发展的艰难性。不过，可能最大的问题是地方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去执行这些政策。但是，在某些环保政策的研究领域，中国又是处在前列的。在环境经济这个课题里，我比较感兴趣的，也正是世界范围内都在积极探寻的，就是温家宝总理提出的
“绿色清洁增长”这一概念，这被视为对实现小康目标的一个贡献。
　　我个人认为，中国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应该特别注意这么几点：加快解决城市化进程中所带来的问题；对中国煤炭资源清洁利用的新技术；未来的交通政策等。现在，中国似乎正成为一个汽车使用的超级大国，但在欧洲我们正退回到火车、自行车，甚至人力车的世界。在伦敦，我们刚刚实施了一项收费，即在某一地区对使用汽车实行收费，这样将会控制小轿车的使用。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可以对生物多样化的发展做出其独特的贡献，同样也可以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起到重要的作用。
　　最后，我提几个建议。首先，要实施并鼓励在保护环境与自然资源方面的工作，这需要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第二，要采用新的发展方式，其他地方的发展方式可能不见得适应中国，中国必须制定自己独特的发展方式，来取得跨越性的发展，甚至中国的某一地区的成功经验，也不一定适应其他的地区，每一个地区都需要结合自己的特点，找出自己的发展方式；第三，要教育好后代，使他们认识到中国文明的传统是什么，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他们认识到自然资源是多么的重要，以及这些自然资源对地球的健康是多么的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地球是我们共同居住的家园。
　　（作者系爱丁堡皇家植物园理事，本文为2004年10月“绿色中国”第五届论坛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