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德强
我对于环境问题的观察思考实际上是从青少年时代开始的，因为我的家乡是绍兴，小时候河里面有很多鱼虾可摸，但到高中的时候就摸不着了。我很气愤，因为旁边建了很多的冶金工厂等等。于是我到绍兴市找他们去，我说这个是不是应该治理呀，他们说你小孩懂什么，滚蛋吧你，基本上是这个意思，说得还是比较客气。我是滚蛋了，滚出来之后，我还在想，为什么他们态度这么冷淡？这个问题一直在我的头脑里，后来我慢慢明白这个道理了。
实际上是利益问题。为什么我们公众这么强烈地呼吁要保护环境，要保护资源，而各个地方政府却仍然在纷纷引进高污染、高耗能的项目？纷纷进行这类项目的招商引资呢？是因为有利益存在。环境的问题是长期整体收益的，利益的问题是短期可以见效的，我现在就可以收益。把你自己放在这个位置上，你怎么考虑？如果你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你就顾不上环境污染了，因为环境污染的代价是后代人付的，是别人付的。后来绍兴市方针发生了变化，为什么发生变化呢？因为绍兴后来变成了一个靠文化资源来吸引游客的旅游城市，所以环保标准就提高了。提高了之后，绍兴市的老板就特别不满意。
我有一个朋友就在绍兴市做老板，他说绍兴的环保标准太严格了，他们集体向绍兴市呼吁要降低环保标准，说萧山市就在绍兴旁边，萧山市的环保标准比较低。所以，绍兴的工厂都纷纷往萧山迁，往萧山迁了之后你的GDP下降，你的产值利润下降，我看你还怎么保护环境？这种力量叫什么？叫招商引资的力量，叫追求资本利润的力量，这种力量客观上起到破坏环境的作用。
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招商引资是我们各个地方都在进行的一件大事，谁要阻挡招商引资谁似乎就是当地的罪人。只要打着招商引资这个牌就可以搞大规模的拆迁，就可以征收各种各样的费用，就可以做这样那样的事情，所以招商引资几乎在一般人眼里面可能是正面的词汇。但是大家注意什么样的政策环境、投资环境是最好的？一个可以随便污染环境的政策对于资本来讲是最好的，他不需要付各种各样的环境费用。就像我们坐飞机，机舱里的小姐对你笑不笑不是很重要，飞机别掉下来是最重要的。
对于资本来讲，那个服务人员对我笑不笑不重要，能够赚钱是最重要的。对于资本来讲，还有什么是比较好的投资环境？就是工人如果要罢工，拿起《劳动法》来跟我要提高工资，要什么加班费，政府能够帮我弹压，这是最好的投资环境。你要做老板你很快就会明白这个道理。还有什么是比较好的投资环境？地价要低。比如说上海工业用地30万一亩，昆山说我15万一亩，无锡说我白送，这不是最好的投资环境嘛，三通一平，七通一平，成本你去付。资本还喜欢什么样的投资环境呢？三减两免，或者是三免两减，税收可以免掉，这是最好的。对于资本来讲最好的投资环境，实际上对人民来讲可能是最不好的居住环境，因为你打工挣不着钱，你想跟他提意见，得不到政府的法律支持。税收是什么？税收是要建立就业、医疗、养老各种福利设施的，就是公益事业。没有税收大学就得交费，没有税收医疗费就得自己支付，有税收才能有这一切，公共福利是靠税收来的，你把税收降到最低，对人民来讲可能是最不好。你把地价降到最低，道路交通怎么建？你把环境标准降到最低，水我们怎么喝，空气我们怎么呼吸？所以，招商引资这个政策，如果把握不好，就可能成为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政策。
有人可能认为你说的好像有点不对，昆山招商引资发展起来了，很好，那个地方现在鸟语花香，虽然是工业区，但是环保不错。你说的和昆山的情况不一样，跟我们大连、深圳、天津保税区不一样，深圳现在被称为招商引资的典型城市，被称为世界上最宜居住的城市之一，环境很好。为什么会有这种差距？这个就叫招商引资的穷途困境，这就是说，假设我们今天看场足球赛，你个子矮，你看不清楚，你站起来，你一站起来就看清楚了，你一站起来却把后面的人挡住了，最后整个足球场的人都站起来了，更看不清楚。招商引资在一个城市做可以，资本都集中到这个城市去了，然后这个城市发展起来了。如果说上海这么做，昆山这么做，无锡这么做，深圳、大连、青岛都这么做，大家纷纷提供低地价、低税收、低工资和随意可污染环境的政策，那么谁收益？所有城市的人民受损，这就叫穷途困境，一个城市做是可以的，多个城市相互竞争就不行了。
这种穷途困境从经济学来讲是普遍存在的一个概念，我们现在看看价格战是不是穷途困境？长虹降价，海尔降价，降来降去谁得好处？老百姓得好处？其实也得不到好处，质量会下降，老百姓买一台电视机回去搞不好哪天爆炸了，好吗？到市场去买肉，什么肉最不好？注水肉，但是你看不出来。这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市场经济的主体都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客观上却让全体人民的利益最小化。
现行的经济学告诉我们，每个人追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社会利益也会随之最大化。现实是每个人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每个城市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整个社会的利益就会最小化了，这就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实际上，这恐怕更加符合大家的直观感受。但是，为什么流行的教科书都讲这一套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导致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谬论呢？那我们要弄清这套谬论是来自于哪里？谁发出的声音？首先来自于老板，来自美国的老板、英国的老板、法国的老板，假设我们都是老板，对这套逻辑听起来就会感到最舒服。
如果我们每个企业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社会利益就最大化了，政府就没有任何干预的理由。凭什么？你要对我们收税，你就是干预经济活动，你就是破坏经济的发展，所以你也别收税了，也别调节什么贫富差距了，也不要保护环境了，一切你都别干，我的自身利益就最大化了。所以，这个理论实际上是老板的理论。如果把这个老板的理论放大到社会上是谬误百出的。但是，大家知道老板可是有钱的，老板的这种观点可以变为记者的声音，可以变为学者的声音，可以变为媒体的声音，凡是不符合我老板利益的声音是出不来的。像我这种声音大概除了在这里能听到，别的地方不容易听到了，但我这种声音很可能是代表协调的声音。所以，我听到绿色中国、和谐社会、社会公平、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这些词非常高兴。
中国人一直讲究协调发展，中国人的经济理论是重农抑商，重农抑商是什么概念？就是要干预经济，就是要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进行调节。怎么个调节法呢？你看，比如西方的累进所得税，在我看来就是重农抑商的措施。累进所得税，英国最高税率曾达到98％，美国是91％。比如说，你赚了1亿英镑的钱，对不起你只能拿200万，9800万政府都给你拿跑了，政府拿跑了这么高的累进所得税之后，就可以建立起来一个从小学到大学的义务教育体系，就可以建立起一个失业救济体系，就可以建立起一个良好的市政发展体系、基础设施体系。有了这一切，美国才像现代美国，英国才像现代英国。如果没有这一切，我们到美国去看到的井然有序的高速公路和市政设施就不可思议。也就是说美国、欧洲的发展恰恰是靠了重农抑商的措施才现代化的。要不然他们将停留在战争状态，一方面是巨大的生产销售，一方面是巨大的失业人口，象美国的大萧条时期那样。我们现在有点像这样，一方面中国的生产能力50％没有被利用，所有行业几乎都生产过剩，另一方面是我们大学生毕业不知道到哪儿找工作，这就是我们迷信市场万能的结果。
当然，我们还不那么严格。中国实行新自由主义的时候，不是那么系统和自觉，我们还有一些国家干预，我们有技术监督局、国家环保局、统计局等部门，各种各样的经济部门都对市场经济实行了调节的职能。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今天的世界是一个什么世界？就是受这种招商引资所害的世界。这不光是中国受害，因为招商引资有一个更加广泛的名词，就是放任市场经济，也叫新自由经济主义。我们中国曾一度都是这样的思想，认为最好是零政府全社会，这是最好的。这样一种思想是全世界经济学的主流思想，我坦率地承认，我是非主流，那可是主流思想。但是，这个主流思想正把世界经济带入到一个大萧条的困境当中。道理非常简单，我讲一个逻辑模型大家就清楚了。
什么叫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就是全球自由市场化，全球放弃贸易保护，全球放弃国家干预。比如说我是美国福特汽车公司老板，我要寻求福特汽车公司的利益最大化，怎么寻求？非常简单，我把我底特律的工厂迁到墨西哥去，墨西哥的工厂工人年薪3000美元，美国工厂工人年薪3万，一下子我从每个工人身上就省了2万多。假设这个工厂的搬迁成本人均折算是2000美元的话，那我还有25000美元呢。是不是？这钱不就来了嘛。有了这种把工厂迁移到墨西哥去的能力之后，我再和美国底特律的福特公司的工人谈判，这样工资太高了，要降一些，工会说凭什么，钱赚得好好的，都是我们工人的血汗，凭什么降我工资？老板说你不干是吧？工会说怎么啦？我罢工！老板说你罢呀，我就想让你罢，你一罢工我就把工厂门关了，这回可是你自己罢工的，不是我要关厂的。我迁走了。到中国来的资本就是遵循这个逻辑过来的。
大家知不知道沃尔玛是怎么起来的？沃尔玛靠的就是这个全球化潮流起来的。沃尔玛原来在美国是专门给定位于弱势群体的，在第三世界采购，用廉价的外国劳工。1980年时，美国销售额最大的企业是西尔斯，占美国零售额的三分之一。沃尔玛当时名不见经传，但问题是西尔斯以美国采购为主，以白领销售为主。而沃尔玛是面向蓝领销售，工人是美国的墨西哥工人，随着美国的白领阶层被全球化浪潮所打压，美国原来橄榄型社会的中间肚子收缩了，两头扩大了，西尔斯就死了，沃尔玛成了老大了。
大家可能说，这个潮流不是对中国很好嘛？中国等同墨西哥的地位。假如说美国转移到墨西哥的这家汽车厂生产的汽车是100％用于出口的，就像说日本汽车厂开到广州，生产的汽车100％用于出口的，给广州带来的经济增长是净增长，一点损失都没有。如果说这家广州的工厂同时向中国国内销售汽车的话，就会把中国国内的汽车企业挤垮。道理非常简单，日本的技术、美国的技术和当地的廉价劳动力相结合，可以使当地技术和当地劳动力相结合的工厂失去性能价格比的优势。外来企业提供一个就业机会，可能挤掉你墨西哥的三个就业机会。墨西哥三个就业机会消失之后，工人大批地呆在工厂门外。第一年墨西哥工人有3000美元可以拿，由于有3个墨西哥的工人可以来竞争，那么第二年的工资就可能下降到2500。工人说，凭什么降？老板会说，你不干滚蛋吧，有的是人干。也就是说，墨西哥少数工人的高工资也是暂时的。这是不是在中国出现的情况？中国这两年两极分化是不是速度很快？大家都深有感受。这就是全球化制造了全球两极分化，同时制造了全球需求的下降。
你知道，福特汽车公司新增的27000美元的利润是干什么的？用于投资的。把全球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美国工人失去30000美元，墨西哥工人得到3000美元，是不是失去了27000美元的需求？结果是什么？生产过剩，东西更卖不出去了。这其实只是一级计算，如果要把二级、三级计算都算上的话，需求缩小的幅度没有那么大，怎么叫二级、三级计算呢？
比如说美国工人失去一个3万美元的工作岗位，但是他又得到5000美元的失业救济，所以需求只下降25000美元。第二、25000美元里头有5000美元用于汽车降价的，所以需求只缩小20000美元，20000美元里面有5000美元是用于CEO薪水的，CEO的薪水构成对直升飞机和游艇产业的需求，需求只下降15000美元，可以经过多级计算的。当然，墨西哥也可以进行多级计算，特别复杂。但是，总体趋势是需求下降。
如果说全球化时代经济总体趋势是需求下降的话，和我们现在感受到的是不是不一样？中国经济从80年代以来持续高速增长，怎么叫需求下降了？哪儿下降了？你说的不符合我们的现实，世界经济仍然每年以2％、3％的速度在增长，为什么？这里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债务，借债消费。我现在工资少了，买不起东西了，商品卖不出去了，我可以借债，信贷消费。信贷消费的概念达到什么程度呢？美国到2001年一季度的时候，信贷消费余额大概占美国GDP的150％，中国现在的信贷消费主要是买房子，不到中国GDP的20％。还有一个是国债，欧洲、美国、日本都有巨额的国债。这跟我国70年代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当时我国基本上是一个无国债的年代。
国债是什么概念？比如说日本的国债是GDP的130％。跟日本相比，中国国债余额才占GDP的不到30％。我们每次开人代会说，财政开支能不能降低点？要照着日本的架式，继续花吧，还可以继续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但是这个增长是借来的增长，甚至是泡沫性增长，实际上是蕴藏着巨大危机的增长。你们一旦买房子就会知道这个道理。假设你月收入5000元，买了一套房子首付之外月供2000元，这意味着你未来20年里头实际的每月需求下降了2000元。就是因为这个道理，所以房价一路上涨，手机价格一路狂跌，因为你买不起了。你的钱已经跑到房市那里去了，怎么买得起手机，怎么买得起汽车？
我认为，世界经济处在慢性大萧条中。更大规模的萧条亦即将到来。这是怎么造成的？恰恰是由于新自由主义造成的，恰恰是由于相信市场万能的理论造成的，恰恰是由于老板的理论被媒体放大，被教授们放大，成为我们普通人头脑当中理论的结果。
因此可以说，放任自由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招商引资政策到了该反思的时候了。如果说过去刚刚开始搞市场经济，我们不懂得市场经济应该有两大派系，一派是放任自由派，一派是国家干预派，现在还不懂吗？现在该懂了。如果当初认为搞资本主义是美国模式的话，现在我们应该知道还有欧洲模式。美国模式其实是一次性剥削的模式，欧洲模式是可持续剥削的模式。应该想一想我们到底应该选择哪一种剥削模式，一次性和可持续到底哪个好？都是剥削都不好，但有差别。你看矿难就叫一次性剥削，死了就死了，如果说矿工还能生存下去，还能养家糊口，我看这个矿工就感谢可持续剥削。大家不要一听“剥削”这个词就恨得不得了，其实有不同的剥削法。剥削在很长时间内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一次性剥削好还是可持续剥削好。
我感觉新自由主义的模式对整个青年一代造成了巨大的误导。为什么能够误导青年一代？实际上是因为新自由主义向青年人行了贿了。行什么贿？精神贿赂。按照新自由主义的逻辑，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就不需要有什么心理负担，是天经地义的。我是流氓我怕谁？王朔在80年代讲这个话理直气壮，这背后的套逻辑就是新自由主义的逻辑。现在说我们还要考虑社会和谐，还要考虑社会整体，我该怎么办？就出现问题了，流氓好像不行了，我们就得考虑一点社会利益了，就不能那么随心所欲了。自由和约束那个好？当然是自由好，所以年青人就特别欢迎新自由主义。
可是，一旦对新自由主义的政策进行调整，就意味着需要有政府，需要有政府就需要有权利，有权利就可能有腐败。所以，有人觉得，还是放任自由好。这正是新自由主义者的腔调。这就像是说一个人得了癌症。治疗癌症有多种方法，有中医的、西医的，西医里头有放疗、化疗、手术。但是，采取这些办法仍然只能是缓解，不太容易消灭癌症，怎么办？新自由主义者说，好办，干脆把人杀了，看癌症还能活吗？其实所谓取消政府的反腐败思路就是这样一种把人杀了的治癌思路。
那能不能用多党竞选、三权分立的思路来约束腐败呢？也不容易。美国制度对布什政府的腐败构成实质性的约束了吗？没有，因为他上台80％的选举资金都来自于大老板，上了台之后就给那儿减税，给这儿减税，把这个标准降低，把那个标准降低，这叫什么？叫系统性腐败。有系统性腐败还有非系统性腐败。例如，有一次五角大楼的审计部门去审计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波音公司，发现了一个烟灰缸价值1万美元。这是什么烟灰缸？中国出口的非常漂亮的烟灰缸不需要1个美元，他居然需要1万美元！这就是采购领域里面的极其严重的腐败，这叫非系统性腐败。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系统性腐败，因为形成了巨大的利益集团。最后，国防部部长一卸任就可能担任这些大公司的董事。
怎么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有一群好人出现。假如政府里面有坏人，怎么办？可以用制度去约束。如果政府里一个好人都没有怎么办？那就分权制衡可能变成相互勾结。我们今天社会舆论就想把每个人都变成坏人，结果本来是用于相互制约的制度就变成相互合谋。我们现在出现的案子全是串案和窝案，都是集体决定。中纪委里面有一个刘丽英就可以办下去，如果里面都是成克杰，办一个案子分给我5000万，咱俩就拜拜了。所以，相互制衡的权力体系里面必须有好人。
从这个角度讲，我认为我们的这一代青年人实际上到了一个新的时代的转折点上。如果说，上一个时代是以做蛋糕为主的话，这个时代就开始以分蛋糕为主，分蛋糕讲的就是社会公平。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蛋糕分公平了，经济就增长，假如中国农民的人均收入提高1000块钱，我们的彩电就可能会立刻一销而空，根本不会有什么亏损存在。说长虹、海尔借银行的贷款就会立刻还掉，银行的呆坏账就可以一下子消掉大半。这就是有公平才有发展。如果说没有公平呢？彩电降到500块钱还是没人要，这是为什么？你是便宜，但是我没钱。经济是一个复杂系统，物极必反，我们一味地两极分化，一味地强调效率优先，最后的结果是损害了效率。现在到了只有公平才能有效率的时代了。现在的年轻人也许赶上这样一个时代转折点，听到了这个转折点上的声音，也许大家能够成为一代新人。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研究员，本文为2005年1月“绿色中国”第六届论坛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