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
一、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改变思维方式
我们应该强调话语的多样性，并将其与当代的热点话题结合起来讨论：我们主张市场，但未必主张市场化；我们主张全球交流合作，但未必主张全球一体化；我们主张自由，但未必主张自由化。
因为，世界主流话语的很多“化”是有问题的，一旦把它变成什么化，那它的可讨论的余地就会很小。我们把防止这化、那化可以归纳为防止一个化，就是在讨论问题的时候，要防止意识形态化。
有很多话语很容易成为某种主流话语，是因为背后有着强大的利益结构在支撑，而一旦这个话语被上升为意识形态化，又有利益结构背景，它的可讨论性就很小了，就具有了一种内在的起本质作用的东西，也就是给自己赋予了一种政治正确性。在我们这个国家，如果话语被赋予了高度的政治正确性，就很难再讨论。所以，应该防止在讨论过程中的意识形态化的倾向。
眼前就有很多问题，恰恰需要通过讨论才能形成共识。比如现在得到重视的资源紧缺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我国人口是世界上最多的，资源和人口之间的矛盾起着一种不可逆的制约性的作用。越快速发展，越多的消耗资源，就越难以实现资源的集约利用，长期看，它的可持续性就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我们这代人已经五十多岁了，等到我们七老八十的时候，资源和人口之间的关系肯定是最紧张的，因为二三十年之后，我国人口会达到最高峰，我们自己预测大概是在16亿左右，国际上最极端的分析可能会在18亿左右。而我们的耕地能养活多少人呢？水资源能养活多少人呢？如果按照现在这种比较粗放的工业化增长方式，严重短缺的矿产、能源问题怎么解决？对此，我们称之为“资源紧约束”，也就是说资源的短缺和人口的增长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非常紧张的制约关系，它的约束几乎是不可逆的，无论主张什么主义，无论崇尚什么样的理念，都不能不面对这种紧约束来讨论问题。
有位著名学者批评说，你这个道理不对，经济学的出发点就是短缺，要素短缺才要研究要素如何合理分配。强调某种理论是不错，但是切不可忘了，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是在一定条件下由某一部分经验归纳而成的，总是和某个发展过程所形成的经验结合在一起的，不可能超过特定的时空范围。而现在社会科学中占主导地位的一些理念，是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高度结合的吗？当然不是。而是和发达国家的发达经验高度结合的。
发达国家的根本经验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今天欧洲可以比较多的让民众享受到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同时在社会生活中使人们大体上可以享受到一种相对比较民主的制度和比较规范的人权保护，以及相对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为什么？那是因为现在发达的老欧洲只有3亿多人。
我曾经和欧洲的学者讨论这个问题，我说，咱们做个简单的算术，如果把欧洲在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移民全部计算回来，你们大约应该在8亿左右，因为你们在美国就有2亿多，你们在拉美大概至少有4亿左右，你们在澳洲呢？在非洲呢？那是你们通过两三百年的殖民战争转移出去了大量贫困人口，才使得剩下的这部分人相对保护得好一点，环境稍微好一点。如果在欧洲这个小小的半岛型大陆上麇集着8亿多人口，会不会有今天这个环境和这种社会制度呢？我想不会。因为你们在二十世纪曾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争夺什么呢？争夺资源、争夺市场。当今天和欧洲人讨论问题的时候，不可以仅仅就他的现状来讨论，要从整个工业化历史来看他为什么有今天的这个现状。
许多年轻人爱说美国如何，美国的第一代欧洲移民，不算他们的子孙后代是4800万人。我们知道美国有200年的历史，可以说是欧洲移民建立的国家。按照20年一代计算，应该有10代了，10代繁衍出以欧洲白人为主的2亿多人口。
我们还看到，在工业化过程中，越是资源相对短缺的欧洲国家，通过殖民战争，通过炮舰政策向外转移的人口就越多。英伦三岛相对来讲国土面积狭小，气候又比较寒冷，资源条件不好，所以转移出去三分之一的人口。英伦三岛中的苏格兰是个高原，气候也比较寒冷，所以苏格兰人历来善勇好斗，转移出去了一半的人口，而且很晚才实现工业化，还是因为二战的因素，相对于欧洲大陆的距离比较近，因此转移过去的战争工业推进了苏格兰的工业化。西班牙也是一个半岛型的地带，属于山区高原、土壤条件也不太好，也是大量向外转移贫困人口。越是加快工业化就越意味着对资源的占有。所以在欧洲，从工业化开始的时候就战争不断，一直打到二次世界大战。
看看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工业化的实现过程，真的是靠市场制度？靠民主自由？靠法制？那是今天的理论解释。工业化早期呢？难道不是残酷的、血腥的、肮脏的？
我国在1950年人口不到5个亿，因为周边地缘环境险恶而在国内实行民众的高度组织化，由于这种组织化能够集中调度人力和资源，中国用了大约30年时间就完成了欧洲人用几百年通过殖民战争完成的工业化。今天很多人批判那个年代，我看叫什么并不重要，管它叫社会主义，叫计划经济，叫集权政治，管它叫什么，总之是一种具有高度动员能力的体制，几乎把所有中国人全部组织起来了；因为那时资本稀缺，就大量使用劳动力，搞大江大河的治理，大型工程的建设。西方人说我们是人海战术，说我们没有人权，那是在他们有资本、有技术之后。我们后来有资本了，就不再搞早年的人海战术了。因此，那时候雷锋是军人的楷模，王进喜是工人的楷模，陈永贵大叔是农民的楷模，他们把自己的一点一滴都奉献出来，完成了国家资本的原始积累。那个时候不管是用什么体制，其功能就是把全体公民都动员起来，让所有人不计代价地投入自己的劳动，包括我们这代人的投入在内。
我17岁插队，下水利工地的时候都扛着被窝卷带着干粮，不给钱，回到生产队记分，那是把我们所有的劳动剩余给了这个国家的建设。国家给什么呢？发钢钎、铁锹，发雷管、炸药，但是不给钱。社员劳动的报酬是回到生产队去记工分，当然，生产队报酬很低。这种大量劳动力投入国家的工程建设的体制下，农村集体经济内部怎么可能有分配激励呢？我们的剩余价值被国家占有了，变成今天仍然起作用的基础设施，今天中国进行再工业化的基础。
当理论界照搬发达国家那些理论的时候，别忘了照搬的阶段有差距，别把他现阶段的东西照搬过来了。中国尚处在工业化的第一个阶段，我们不能把人家后工业化的、信息社会的理论直接搬过来，而要看到人家当年工业化的时候是不是现在这套制度。
我们谈民主，至少应该讲到40年代的甘地主义，讲到60年代的马丁?路德?金，那时候他们有人权吗？有民主吗？金牧师领导民众起来争民主的时候，美国不也是典型的黑白二元结构吗？黑人有民权吗？在公共汽车上黑人得坐在后边，谁敢坐在前边就得挨揍啊，挨了揍还要送你上监狱，那才是30多年前的事情。难道美国一开始就是今天这样吗？那种体制之下，对大多数提供劳动剩余的人是什么一种制度呢？
所以我们说，不可以割断历史，今天看发达国家的制度，得看他们是因何而发达的。这些他们可以不讲，难道我们这些被殖民化，被人打，被西方列强打了一百多年的国家也可以不讲吗？
发达国家的发达经验并非是因为他们有今天的制度，而主要是因为他们当年的血与火。有人可能说新加坡怎么回事，香港怎么回事，或者韩国怎么回事。我说，你为什么不举文莱达鲁萨兰，为什么不举梵蒂冈，举那些弹丸小国和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比，可比吗？如果硬要和中国这样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比，只好拿印度比了，因为只有印度人口过10亿。所以，不谈国情，不谈资源环境条件和人口之间的矛盾，就制度谈制度有意思吗？能解释问题吗？我看解释不了。
我们说一些发达国家发达起来的根本路径是通过殖民战争，去把人家杀光，掠夺资源。美国陆军在正式成立的头两年打了大小1600次战争，大部分是对印第安人的。西方入侵之前印第安人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连铁器都没有，与资本主义时代相差何止几千年。殖民者使用工业化制造的洋枪洋炮收拾他们，大约一亿人被消灭了，剩下的人完全失望，看不到任何前途了，只能允许在保留地继续活着，但往往像动物一样供人来参观，弄几个保留他文化记忆的草棚子。最后剩下大概42万人。
到90年代，西方的后殖民主义时代“进步”到形成华盛顿共识——这个世界的资源只够20％的人享用，那80％的人只能停留在落后的社会之中。
当我们试图沿着人家发达国家发达路径走到今天的时候，发现走不下去了。为什么呢？人家在产业资本形成过程中间靠血与火，靠殖民战争，到他们都成为工业化国家后又互相打，于是就有一次大战和二次大战，那就是人家的路径。
所谓深刻记忆那叫文化，文化是不可能很快改变的。所以当中国成为工业国家的时候，美国人非常清晰的意识到这是一种挑战，哈佛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这个研究中国问题的最权威的机构，其主任在世纪之交发表过一段文字：二十世纪因为日本和德国的崛起而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而二十一世纪将会因为中国的崛起，构成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挑战。虽然没说即将引发世界大战，但是把我国与日本、德国挑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导致两次世界大战放在一起讲。这话尽管不很直白，但也很清楚——西方不会容许你再走他的路。
因此，西方这个路径不可靠。一旦产业形成就是规模竞争，规模竞争就是争夺资源和市场的商业战争。我们的韬光养晦，被西方人那个文化当中翻译成的英文就是阴谋诡计。也许认为中国想通过一种阴谋诡计的方式扩张。
也因此，国内学者不能就事论事地谈论我们今天存在的问题。例如在谈论台湾的民主政治时，容易孤立地看这个现象，不考虑台湾是美国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在整个东亚工业社会的能源通道上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台湾的政治舞台无论演的什么戏，背后操纵的一定是控制这个能源通道的大哥大，不论美国还是日本，他们如果不控制这个能源通道，坐视中国崛起，那在战略上是不可想象的。
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日本也不可能眼看着这个小小的东亚地区崛起两个工业化大国。同样道理，俄罗斯的政治家会怎么样看待中国的崛起？这些都不是我们研究微观理论的学者脑子中那个理念能解释的问题，也不是孤立的学科讨论就能够说明的。中国已经崛起成为工业大国，产业资本形成必然实施走出去战略，可在人家那儿就了解成中国要进行产业资本扩张，扩张就是冲突！
小小环球，就这么点资源，有几个工业化“苍蝇碰壁”，中国是其中之一。碰到的就是资源、能源约束，走得出去吗？且不说我国这种粗放型增长造成的国内资源、环境的不可持续，走出去试试？据说现在马六甲海峡这个狭窄水道里，每两艘货轮就有一艘要么是往中国送原材料的，要么是中国往外拉产品的。有报道说，有艘泰国海盗船就可以收拾中国，因为我国没有远洋海军和战略空军，甚至没有造出一条巡洋舰来保护自己的能源通道。谁知道是不是泰国海盗作案？都不知道是谁在收拾你。海盗作业的方式非常干净，上去以后人杀光，不留一个活口，扔到海里喂鲨鱼，然后船开走，把船上的石油一卖，船一漆，再一卖，不知道变成谁的了，找不到痕迹。
前一段看了一篇文章说发展是个硬道理，乱发展是没道理。我一向不愿意争论，只试图把这些一般教科书不考虑的因素纳入进来做点分析。前一段时间我请北京大学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陈平到人民大学演讲，题目是对西方经济学的理性批判，他是学自然科学出身的，几乎逐个分析了几位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得主的模型，认为不成立。可我们现在整学生的方式是什么呢？把西方经济学做成题库考试，一定要倒背如流，否则过不了关。当然我也要认真学习，多读书。我历来是好读书不求甚解，一目十行，大体知道意思就行了。现在是信息时代，把什么东西倒背如流是一种愚蠢。某些人因为背后有利益――要凭这个趸来的东西当教授、学术权威，变成大腕――利益使然，变成意识形态化的、具有高度政治正确性的不可讨论的观点，那就麻烦了。
所以，务必记住一条：一定要防止意识形态化的讨论，要更多地看看某一个观点或者某一种话语所生成的那个时代的历史条件和区域条件，而不要以为是真理拿来就用。如果大家接受这种看法，咱们就可以用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来讨论，为什么说本世纪的中国正处在一种重大战略转变之中。
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一个重大战略转变
大家看看我们的发展过程。中国在80年代已经放开了市场，无论意识形态怎么讨论，1992年党的十四大把市场经济写入报告，因为经济基础已经是市场经济了，上层建筑慢于经济基础发生变化，承认市场经济了。而在90年代上半期，中国恰恰是资本经济空前活跃。房地产、股票证券、期货市场都是资本市场。1992年和1993年前后，中国放开了这三大资本经济领域，于是乎90年代经济高涨。这其实不必牵扯到什么理论，过去没放开的领域突然放开了，就需要大量的货币投入，GDP就增加上去了。
不过，这种资本经济的快速增长必然带来三大差别拉大，世界上所有国家概莫能免，中国也就出现了贫富差别、城乡差别、沿海和内陆差距拉大。那些贫困地区的资源被人家占用了，变成富的地区的资本了，东部的地区就成了资本密集地区；资本周转快了，产生的资本收益就多了，资本密集带来的资本收益就高了。为什么中西部地区不发达、收入低呢？因为他的资源自己没有被资本化，而被东部资本化了，他占有不了资源收益，他的资本量小，收入就低，这难道不是简单的经验吗？
随着三大差别拉大，社会上的矛盾冲突开始愈演愈烈。我们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早就说过，如果照此下去恐会酿成大祸！是指这种差别拉大之后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以治理。我们90年代有一个法律大跃进，两千多部法律都制定出来了，问题是哪一部法律能够真正执行呢？而且法律的成本越来越高，法律几乎成买卖了。客观上三大差别拉大，使得相当一部分人看不到希望。
为什么福建人愿意往外跑，因为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你让农民致富奔小康，人均土地面积平均只有0.67亩，试试。致不了富能怪老百姓吗？还有那种招商引资，把有限的资源从老百姓手里夺过来，然后零地价、零税收、零租金招商引资。这届政府是富裕了，却留下一堆债务。今天的政府面临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这种粗放的不负责任的增长造成的。有人说，你们这么多问题，为什么不解决？只要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简单的因果关系就提出来了，似乎别人都很愚蠢，似乎政府如此无能，谁能把这20多年高速增长所产生的问题在短短的时间内一下子解决呢？如果不马上解决就急，就很浮躁：就因为中国没有像某某国那样，就有今天的这些问题……这种因果关系建立得太容易了，似乎只要以西方意识形态看问题，就很容易解决了。
有些企业家也以为这对他们是非常有利的说法，于是大把地给那些大腕们塞钱，再拿钱来办媒体，让媒体上充满这些主张西方意识形态的东西。如果谁要稍微多谈弱势群体的问题，或者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就说你干扰改革大方向，说得你找不着北。这怎么行呢？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放弃单纯追求GDP，转变为追求综合发展，并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前提，这恰恰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实事求是的一种战略的转变。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小康以后，国家领导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因为农民是中国人民的最大多数。有人却说三农问题是伪问题，因为发达国家没这个问题。谈的是农业问题，中国为什么要谈三农问题，还不是想自外于全球化吗？然后就说：你们正在向左转，甚至认为如果关注弱势群体就有问题。
记得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批评说，你看看现在这个政府给下岗职工提高最低保障金，北京一个人超过300块钱一个月，一家如果三口人不就超过1000块钱了嘛，可现在劳工的工价是多少？不过五六百块钱，政府让他一个月能白得1000块钱，他还去干活吗？我们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劳动力低价，这不等于自我放弃劳动力的优势吗？
经济学家提出如此简单的逻辑，确实值得我们重视。且不说是否应该强调以人为本，我们至少应该看，这五六百的劳动者工资是不是太低了？可经济学家说：那是自由契约的结果，市场经济嘛，劳动力属于过剩要素，必然就是这个低价格。2004年开始广东出现民工荒，就有经济学家说，广东之所以出现民工荒，是因为农民穷得不够！这种话说出来的时候，广东很多地方官员和企业家热烈鼓掌。可见我们这个社会的堕落到什么程度了。
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时候，不少有权利或者有资本的人是不认同的，不理解的。中央一位领导讲，现在最大的困难是认识不统一。认识不统一可以理解，但我们要知道，现在强调宏观调控的出发点是什么？
2003年我们有9.4％的增长，背后是什么代价呢？能源、矿产的过分消耗、水污染的问题、环境的问题。狂征滥占，一年耕地就减少三千多万亩，失地、无地农民增加到四千万，因土地引发的社会冲突占到三分之二以上，这难道可持续吗？谁在中国当领导能熟视无睹呢？谁能不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呢？
提出科学发展观是一个重大战略转变，可执行起来第一大困难就是以往被我们意识形态化了的那些理念。中央讲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强调循环经济、有效经济、生态农业……在这些人看来，都错了。
期间有一个插曲，有一个叫莱斯特?布朗的外国学者，他先写了一本书，拿中国的粮食短缺说事，后来又写一本书，拿中国的水短缺说事。他拿中国的粮食说事的时候，我们组织一批人批判他，说他那是空穴来风，中国人养活自己绝对没有问题。因为恰恰在他说中国粮食有危机的之后，中国出现了粮食高产，而且过剩，于是布朗的预言泡汤了；有人讲得很豪气：即使三年大灾，也能够保证不闹饥荒。几年过去，我国粮食产量和人均占有量都降到90年代最低；土地总量也大幅度下降，我们在2002年就提前突破了2010年应该有的控制指标，地方各级政府创造了一大批政绩工程，到处是只追求眼前收益的高速增长。当然，如果是企业家，可以追求眼前收益。可政府难道也只追求眼前收益吗？政府的责任应该是可持续发展。莱斯特?布朗90年代被批判，到新世纪初期，又被当成坐上宾了，他的书叫B模式或者B计划，全面分析中国耕地和水资源短缺造成的不可持续问题，成为2004年中央党校省部级高级干部学习科学发展观的三本参考书之一。
十年巨变。我们正处于重大战略转变阶段，与时俱进是有高度哲学意义的――我们在90年代高增长带来的教训，正是我们今天不可持续的原因。
例如，社会犯罪。尽管在90年代中期修订了社会犯罪的统计标准，原来刑事犯罪发案率的标准是50块钱就可以报案，后来改成500块钱。为什么改成500块钱呢？据说讨论的时候大家算了算，一辆新自行车大概400块钱，顺手“顺一辆自行车”的太多，如果丢自行车就报案，那咱们的偷盗类刑事案件就太多了，由此确定500块钱以下报案不记录。这样调整刑事犯罪指标后仍然与年俱增。刑事犯罪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幅上升的呢？恰恰是从90年代初开始，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开始，一般说刑事犯罪的发案率与经济增长应该是波峰波谷的关系，经济高增长的时候犯案率就下降了，经济低增长的时候犯案率就上升。可我们九十年代初经济确实是高增长，但犯案率没有降低，是上升，以一个斜度向上走。为什么？可能是因为以往的发展战略没有强调以人为本。
不仅刑事犯罪增加，而且整个社会关系高度紧张，谁不得防着谁呀？有一个大家都熟视无睹的现象，就是每家每户无论是高层还是低层建筑，都要用铁门、铁窗把自家封起来，为什么？不安全。人都像动物一样把自己关在笼子里，这就是社会代价。随着社会关系高度紧张，各地出现了包围政府、阻断交通、掀翻警车等等类似这样的群体性治安事件，平均每天发生多少？一年发生多少？这些都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发生的，应该引人深思。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刚刚召开之后的2003年11月我去美国，那里很多学者不理解我们文件所提的“五项统筹”，统筹只能翻译成中央化调整。他们说：你们不是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吗？怎么又搞中央化调整呢？我说，你们不妨用汉语拼音来表达“统筹”，因为它包含的内容太复杂了。我们十四大承认了市场经济，是因为我们已经率先放开了市场；十五大承认了资本经济，是因为我们已经资本化了我们的资源和产业。到十六大我们提出全面小康，是因为三大差距拉大了。这他们算理解了。闹了半天是因为你们粗放式的快速增长带来的社会矛盾过分严重，现在需要适当的调整，这个调整肯定不能指望企业自己调整，不能指望市场的力量自发调整，这是不可能的，当然是政府职能。所以，一定程度上强调一下中央政府承担这种调整职能，这是非常合乎逻辑的思路，他们理解了。
但是，说服美国大腕容易，回头说服中国大腕试试，极难。我们国内的学者再怎么讲，有些人也不愿意理解，因为粗放增长并不意味着收益会小，其实越是粗放，短期收益可能越大。比如挖煤，拿到的是最好的资源，把最好的煤挖出来，不管其它，当然收益最高；那种最为粗放的，就是把表土层剥离，直接拿挖掘机把最好的挖走，这个收益最高，可供分配的价值最大，只要把某些人搞定。如果企业家挖完这儿块挖那儿块，剥完表土层谁处理呢？大家知道黄土高原70％的土壤成分是沙子，剥离以后一刮风就变成风沙，是紧逼北京城的沙尘暴主要元素。环保部门不能不管，只能下达命令，叫停这类大项目。这会得罪谁呢？得罪一大批企业家。影响了地方的GDP增长，影响了地方财政税收。因为得罪了一大批人的利益，有很多人跟环保部门叫板，局长这顶乌纱帽就要颤一颤。
这批既得利益者得到了一批学者给钱就为他们说话，扣帽子――干扰了改革开放的大方向。现在满大街的研讨会，有几个叫得出清音？其实很多问题都不是本届政府造出来的，但他们却要主动承担责任，这恰恰是有高瞻远瞩的气魄。为什么要做主动开始这种调整呢？是为了子孙后代。所以，中国现在处在重大战略转变的时候，要调整，就可能损及现代人的利益，甚至可能在一段时期内要损及部分后代人的利益。比如，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从过去粗放式的增长转变成集约式的增长，就要有代价，过去没付的这个代价，今天可能要多付。
因此，现在的政府承担的是国家民族的责任、历史的可持续发展的责任，如果不是有一种伟大的情怀，不是有一种真正对人民、对民族、对国家、对历史负责任，他们为什么不随波逐流？
我经常被各种各样的人批评，很多人问我，你为什么到农村去搞农民培训，为什么要搞一个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为什么强调三农问题？是不是有农民情结？我说没功夫谈情结，上三代我家里没有一个农民。我惟一有的就是和共和国一起长大的这份责任感，应该尽我们最大的努力，让子孙后代多多少少可持续一下。
三、重大战略转变关系到国家民族的生存发展
中央在世纪初提出的重大发展战略转变这样一个指导思想，其实扣住了二十一世纪我们这个民族能否生存下去的重大的问题，中央的指导思想越来越清晰，比如强调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财政正逐渐向公共财政转化，使得政府不再成为经济主体。中央采取了很多具体的政策措施，包括最近被广泛关注的环保局叫停大项目，这些都是政府主动承担责任的表现，是执政党先进性的表现，也是体现重大战略转变的表现，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高度，才能够心平气和地去理解那些不同的声音，才能知道不同的声音背后一定是有背景的。
当然，我们也应该充分理解不同声音背后的那些利益也有正当性。是以前那个发展阶段粗放增长造成的。例如沿海典型的加工贸易地区的那些企业，基本没什么技术含量。你们看《天下无贼》里的那句话，葛优扮演的黎叔看到那些打劫的说：“我最讨厌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以前的增长方式真像那种打劫的。把农民手里的土地像打劫的一样抢过来，转手零地价、零地租向外商转让，让人家把那些高污染的、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工业转移到你这儿来，还得倒贴三通一平，只要外商来，政府就把三通一平整好。然后就说我这儿是大胆改革开放的典型，造出了一大堆经验，买了一帮文人去歌功颂德，还要上升到理性高度来变成理论。我们的文化就这么悲哀，倡导这种打劫文化吗？这样的文化制造出的一批大款，成为社会的中产阶级，但愿他们能够承担社会责任，变成所谓精英民主的基础！？而大众就像当年马丁?路德?金要代表的那些黑人一样，之所以没有权，据说是因为素质低。如果分析现在一些大款的言论，把各种各样的东西剥离开，看他们出钱办的各种花里胡哨的媒体所表达的核心就是这个。党中央的正确的声音，也就是代表着国家民族长远利益的科学发展观，看看有多少人认真学习、讨论？他们用尽各种各样的讽刺语言在扭曲这一切，让大众得不到真实信息。所以中央领导讲，认识不统一是正常的。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就是因为利益不统一。鼓吹所谓追求利润最大化，我看少了俩字，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
本届政府刚刚到位的时候，中央电视台把我找到台里面，圈了一天搞直播。一边听政府工作报告，一边现场发表评论，他问我，你对政府工作报告的评价？我说四个字可以概括，叫任重道远。这不过说了半句话。出来以后有个老同志给我打电话：温铁军，我今天看了你的直播，我知道你讲了半句话。我说老先生你真厉害。他说，前面半句话你贪污了四个字――积重难返。如果我们不理解这四个字，就不明白为什么本届政府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重大战略转变是任重道远。我就告诉这老同志，还有八个字我当时没说出来：利益固化，雷打不动。怎么解释？八十年代初期我们搞改革开放，有一批人被称之为激进的改革者，在西方，急进的是左派，保守的是右派。当年他们恰恰是急进的左派。现在则不同，谁是左派，谁是右派，搞不清楚了。因为当年的改革者有些成了既得利益者，过去急进的改革者，今天其实是保守者。
2003年初，中央召开农村工作会，会前形成文件，要经过各个部委会签讨论，中央的意见是要把财政新增的用于教育、卫生、科技、文化这些公共开支用到县以下农村基层，因为农民没有国民待遇的根本标志是国家财政不覆盖农民。所以，党中央要把新增的财政主要用于农村。结果四大部委不签字。胡锦涛同志在会上说，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我拍板。他关注农民，关注弱势群体，是认真承担责任的。中央开过会定下决议之后半年，我们安排人去了解执行的情况，要么是拒绝回答，要么就是说有困难，理由很充分。我们农民缺医少药依然如故。相当高百分比的农村孩子是生在家里的，相当高百分比的农村老人是死在家里的。小病扛，大病挨，到死才往医院抬，要进医院至少垫3000块钱才能把病人收进去。报载，一个老人没钱，被医院救护车扔到街上去，等警察发现的时候已经死了。
2003年中央做了决定也执行不了。2004年“两会”就要召开了，离开会还剩两三天，中央临时决定给农民减免税，先拿一部分农业大省全免，一部分主要农业地区多免一个点，中央拿了几百个亿，终于给农民一点好处。可我们现在有些学者在说：给农民补贴是违反WTO原则的，中国既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不能这么干。怎么比呀，美国政府给每个农场平均一年补贴一万多美元，日本两万多美元，我们一亩地才七八块钱，就违反WTO原则了？中央给农民做点好事，保护弱势群体，做点平衡社会的安排就引起了如此多的非议，扪心自问，我们首先应该是人，应该是中国人。
今天我们看到中央已经做了很多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工作，做了很多关注弱势群体、缓和三大差别的工作。这些工作都是符合我们新世纪的重大战略转变的。因此，大家应该把这个重大战略转变作为现实理解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本文为2005年1月“绿色中国”第六届论坛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