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
　　中国企业界最近可能被三个概念搞得比较迷惑。第一个概念是经济学家告诉我们，企业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第二个概念是管理学家告诉我们，企业要生存和发展，最重要是为客户、为消费者创造价值；第三个概念是社会舆论和社会活动家呼吁，企业家最重要的是要讲社会责任。这三个概念之间有一些什么关系呢？这就是我要探讨的问题。
　　我们可以从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讲起，就是利润究竟是什么？我们知道，财务上，利润简单地说就是收入减去成本之后的剩余。传统经济学有两个基本的定理，又叫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第一定理是讲如果企业都追求利润最大化，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效用最大化，竞争性的市场自然就可以达到一个社会最优的资源配置。第二个定理讲，任何我们所希望的社会资源配置都可以通过一定的收入分配结构和所有权结构的调整，通过市场达到。在这个情况下所讲的利润其实含义是有非常严格的界定的。
　　利润等式中的“收入”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企业对消费者所创造的价值。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上，任何一个企业获得的收入不会大于其对消费者创造的价值，而且一般情况下要小于对消费者创造的价值，因为有一个我们叫“消费者剩余”的东西。也就是说，企业为消费者所创造的价值有一部分是企业以“销售收入”得到的，而另一方面是贡献给消费者的，而且市场竞争越激烈，消费者获得的剩余的份额就越多。所以我们看到一般的现象，市场竞争越激烈，企业赚钱就越难，赚钱越难不是他创造的价值越来越少了，而是他创造的价值里面分配给消费者的比例越来越大了。
　　我们仔细想一下，经济学的定义和现实中可能还有一定的出入。一个出入就是未来是不可知的，不确定的，所以当我们生产出来一个产品之后，究竟给消费者带来多少价值，可能消费者自己都不很清楚。比如说我们出一种药，这种药可能治一个病，但是它的副效应可能在5年、10年、20年之后才能显露出来，消费者可能不知道，这个时候消费者付的钱也许会超过产品给消费者带来的价值。
　　第二种情况是，产品给消费者创造的价值可能很大，但是消费者本身没有办法全面享受这种价值，有一部分价值被其他的人所获得。所以这时候消费者可能不愿意付钱。与此相关的一类是公共产品，或者是产权不明确，谁都觉得它有价值，但是谁都不愿意付钱。搞企业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并不是你能为消费者带来价值你就能赚钱，你能带来价值不一定意味着你能收到效益。比如说互联网络，它带来的社会效益很大，但是不少网络公司几年就死掉了，因为没有办法收费。
　　还有一个原因是信息不对称。我们的生产者知道很多事情，但是消费者不知道，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赚钱，因为我们骗了消费者，我们利用了我们的信息优势，使消费者付了他本来不该付的钱。这个时候企业收入上去了，但是实际上对消费者的价值甚至可能是负的。
　　最后还有一点，当我们考虑消费者价值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消费者是指谁：是现在的消费者还是将来的消费者？一般来讲，现在的消费者很少为未来的后代着想。现在的消费可以给我们享受，但给我们的后代可能带来负的价值。相比之下，古人对我们这些后代人着想得要多一些。
　　由于存在着以上几个方面的问题，导致的结果是我们给消费者创造的真实的价值可能和我们拿到的销售收入不一样，有时候可能多些，有时候可能少些。
　　我们现在来讨论利润等式的第二项：成本。一般讲的成本是会计成本，经济学上讲的成本是社会的机会成本，也就是说你每使用一种资源，你要付出那个代价就是如果这种资源你不使用，而交给其他企业或者是另一种生产用途使用的话，它能创造的价值是多少？一种资源在其他可行的用途中创造的最大价值就是你所使用这个资源的机会成本，我们叫社会的机会成本。但是现实中，企业为使用某种资源所支付的成本并不一定是社会的机会成本。比如说，同样一种原油，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它的稀有程度我们今天是不知道的，也许50年之后、100年之后人们用新的技术，完全不用传统的能源，所以我们不知道这种能源真实的成本是多少。
　　另外一个原因是外部性。我们干很多事情，由于外部性我们经常不需要承担所有的成本，比如说，上游厂家只承担直接的生产成本，并不承担给下游居民、价值链下游的厂商所带来的损害。这个时候企业的成本就会低于社会的成本。
　　还有一个原因与产权没有明确界定有关。任何一种东西，如果有明确的产权，你要获得它，所有者就会跟你索取与这个产权相关联的应该得到的利益，对你而言这就构成了成本。但是，如果没有明确的产权界定，大家就会去拼命地免费使用它，这种稀有资源的真实成本或者说影子价格就没有办法包含在企业的会计核算里面。中国的很多企业，实际上使用了大量免费的资源。比如我们一些的能源企业赚了很多钱，但是如果我们算一下，能源的开采权在全社会拍卖的话，拍卖的价格可能远远高于这些企业所赚的这些钱。那么我们就问一个问题，这些企业究竟赚的究竟是资源的垄断租金还是真正的经济利润？
　　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合同可能不完备。不完备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本来应该负的责任，但是我们没有去负。比如，一个工人干多少活应该拿到多少钱有一个市场价格，但是由于合同不完备，有些企业可能会在事后毁约，也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对于消费者也是这样，我们没有明确的合同完全规定企业应该对消费者承担的责任。凡此种种都是你应该给那些利益相关者付的支出成本，你没有去付，那么这时候你的账上可能表现为利润的增加。
　　最后，我们现代人如果不考虑后代人的利益的话，或者考虑的程度不够的话，企业付出的成本也就会低于社会的真实成本。
　　由于收入和成本两方面的原因，从这个简单的利润公式可以看出，如果收入代表的不是真正的为消费者创造的价值，成本代表的也不是真实的社会机会成本，我们就会发现利润所代表的东西和我们讲企业创造的社会价值或者对社会贡献之间就存在着偏离。所以，并非所有对社会有价值的事都能赚钱，也并非所有能赚钱的事都对社会有价值。中国古人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里的“财”就是利润，“道”强调的是你对社会的贡献。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因为“财”与“道”可能不同。有时候你获取财富可能没有履行这个“道”，也就是没有对社会做出贡献你也可能赚钱。所以古代儒家强调这一点，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社会责任的问题。
　　到这里，我们弄清了三个重要的概念，就是利润、消费者价值和社会责任之间的联系。在这个框架下我们来理解我们所讲的企业的社会责任。
　　我想还是要回到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定理上来，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怎么能够使得我们的社会经济制度进一步完善。完善到什么程度呢？完善到至少对大部分企业、大部分个人来讲，对自己好的事就是对社会好的事，反过来对社会好的事自己也能得利。实际上，一个社会的完美程度或者说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可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去衡量，也就是说个人得利、企业赚钱与对社会创造的价值之间的吻合度有多高，或者是这一类事情在总体中的比例有多大。这个比例越高说明这个国家的制度越好，越完美；这个比例越低，也就是说，赚钱的事总是对社会有害，不能为社会带来价值，反过来为社会带来价值的事总赚不了钱，说明这个社会的制度越落后越没有效率，所以就越需要改进。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和西方还是有很大的差距，这个差距就是由于体制的原因，导致了我们今天企业赚钱和社会责任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冲突。在一个完美无缺的制度下追求利润就是企业担负的社会责任，但是我们在现实当中差别非常大，这与我们的制度完善有很大的关系。在未来，我们要做很多的工作，我们必须有很好的个人财产的保护制度，就是产权制度，因为只有产权制度建立起来，人们才能看未来，才能将个人得利和对整个社会的贡献统一起来。我们有大量的事例说明这一点，比如，为什么我们的能源开采中资源浪费那么严重，多数情况下就是因为我们的资源没有非常明确的所有权，尽管法律上讲资源都是国家的，但是实际上没有一个严格的统一的界定，各地区、各个部门都可以去掠夺它，所有人都可以打着“国家”的名义去掠夺资源，这就是由产权界定的不清楚给我们带来的问题。
　　另一点，我想要建立更多的市场，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如果没有市场我们就没有办法判断什么情况该做，什么情况不该做。人类到目前为止所发明的制度，在鼓励节约资源和有效利用新技术方面，还没有一个超过价格制度。如果没有市场，那就只靠开会教育大家来完成自己使命，我觉得是非常难的。
　　我还是要强调一点，如果政府真正想建立一个绿色经济，建立一个循环经济，就要更多地依靠市场制度，更快地改革我们的产权制度。当然，我们今天走到这一步，不少人更多地想到的是求助于政府的管制。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世界银行委托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史莱佛教授等做了一项研究，这个研究非常有力地证明，从全世界的经验来看，对企业管制最多的国家，也就是企业必须与政府打交道最多的国家，也正是环境污染是最严重的国家，出现中毒事件最多的国家。这就提醒我们要建立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的时候，我们必须想一些新的措施，不要用一些传统思路。
　　当然，再回过头来说，不论我们政府怎么努力，不论我们的市场多么完善，最终也不可能完全使利润和社会价值相统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我曾讲过一句话，企业的存在是为了创造价值，不是为了利润，利润只是社会考核企业是不是创造价值的一个指标，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但并不总是如此。因此，如果我们干任何一件事都只从利润的角度衡量，我们就可能违背了我们企业存在的初衷。所以，我们要用各种各样的宣传，使我们的企业家、我们的企业更自觉地使利润目标和社会责任统一起来。
　　当然，我讲的这些还没有概括所有要做的事。我们现在正在改变制度，我们需要让企业家有更多的自觉的社会责任意识，我们普通公民的社会责任意识也很重要。如果我们所有的公民都有了环保意识，都有了绿色经济意识的话，一家企业如果没有这种意识，不发明或使用新的环保技术，他要赚钱就非常难。国外一些咨询公司的调查表明，如果某一个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出现丑闻的话，它的销售额就会大幅度地下降，因为老百姓不会认为他是一家好企业，不会认为他是一个好的公民，就以不购买他的产品的办法去抵制这种行为。如果大家都能这样的话，这种企业存在就很困难了。
　　最后我还是要强调一点，就是管理当中的新的概念，value chain
accountability,我翻译成价值链责任制。指的是什么呢？一家企业如果真正对社会承担责任，不仅仅是说我自己直接生产的这一块是不是在破坏环境，是不是在浪费资源，是不是没有用最有效的办法去进行生产安排，还要对所有的上下游产业链上企业的行为负责。比如说，你的供应商是不是有违反环境保护的行为，有破坏环境的行为，甚至供应商的供应商，供应商的供应商的供应商的行为，你都要关心。特别是那些有品牌的企业，你要一下子查到底，从你这个环节往上推，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你都有责任。我这里讲的不仅仅是绿色经济、环境等这样的问题，还包括对消费者、雇员的责任。前一段时间沃尔玛为什么着急？因为给沃尔玛供货的企业被指控雇用童工，或者是让工人加班加点太多。这些企业的行为不影响沃尔玛销售的产品的质量，但影响他的声誉，所以沃尔玛着急。还有一个例子发生在麦当劳身上，本来麦当劳用过的油应该送到肥皂厂，但是送货的人偷偷地卖给了小饭店，这就玷污了麦当劳的声誉，所以麦当劳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有品牌的企业就要有这种责任，必须对这个价值链上所有企业的行为负起责任来。
　　（作者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本文为2005年6月“绿色中国”第七届论坛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