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
我于2005年5月到怒江河谷去做了3天的短暂考察，回来又得到机会跟很多不同领域的专家在一起讨论，就有了一些思考。现在要汇报的问题，和目前大家越来越热衷于讨论的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有很紧密的联系。
一、企业家承担社会责任的不同情况
在不同的工业化阶段，企业家承担的社会责任是有不同的。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必须是在全球工业化的整个浪潮中完成本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国在进入改革开放之前，基本上完成了第五个五年计划，亦即，大体上完成了国家层次的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任务。从第六个五年计划起，我国就进入了地方工业化初期阶段。
一般在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很多人捞的第一桶金，大多数是比较不规范的。例如现在被学术界热捧的温州模式，当初，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当温州企业家崛起的时候，地方资本的原始积累就像马克思说的一样，每个毛孔都渗透着血腥，企业家的行为不可能是非常规范的，原始积累也不可能是干净的。
那么完成了工业化初级阶段到现在大体上进入了工业化的中级阶段，企业家从自在的阶级向自觉的阶级转化。过去是自在的阶级，未必有承担社会责任的感觉，因为那时候每一分钱都是宝贵的，都要投入扩大再生产，尽快完成原始积累。而当变成自觉阶级的时候，就要有一种新的作为自觉阶级的表现，那就是要影响这个国家的经济进程、社会进程乃至于政治进程。靠什么？不是靠有钱，有多少财富份额，而是靠多大程度上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并被社会认可。一般发达国家都有一个这样的阶段性演进过程。在中国，现在已经明确承认中产阶级作为一种社会稳定力量开始形成，那么中产阶级就应该承担社会责任。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呢？中产阶级是分不同情况的。其中的知识分子阶层，有人称之为知本家，率先开始强调社会责任，接着是中产阶级中的产业资本，或者叫做产业资本家，因为他的产业流动性差，与地方资源关系密切，必须在当地进行生产，和当地的社会构成某种和谐关系；因此，紧随知识分子的是中产阶级中的产业资本家阶层，他们也开始日益强调社会责任了。
还因为，中国是一个资源短缺的国家，越是资源短缺，在资源的占有和对资源进行资本化开发的过程中所生成的各种社会矛盾就越尖锐。我们今天已经看到了这种矛盾尖锐的现象，以水电开发、煤炭开发，包括石油开发为例，这些都是与资源联系最为密切的产业，如果我们的企业家不能承担社会责任，不能把生态的、环保的、社会和谐发展的这些因素考虑到企业的发展中去，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就不仅是一般的成本增加，而且可能会使整个产业资本中的这些企业家们的社会地位受到直接的影响。人们会说你为富不仁，很多社会公众会用脚投票，代表社会舆论的知识分子也会站出来反对。
因此，到中国的第十个五年计划乃至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是中国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也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准备承担社会责任的一个阶段。
现在中国企业家承担社会责任是恰逢其时。那么，中产阶级当中有哪一部分是承担社会责任比较晚的呢？先承担社会责任的是知识分子，第二是企业家，第三是流动性比较大的、可以不在本国获利的、不一定和实际产业结合的金融资本，因为金融资本具有流动性强的特征，所以金融资本家不强调企业的社会化，他们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获利，既可以在伦敦、香港，也可在中国大陆的资本市场上获利。我曾经听银行界的朋友不只一次地讲，你们不要太强调社会差别，不要太强调贫富差距拉大，也不要太强调农民要闹事，闹不起来。为什么呢？解放前农民可以搞斗争，那时政府和农民之间的武器没有差别，只不过一个是工厂生产的，一个是铺子里面打出来的，没有本质的差别。今天农民手里除了扁担还有什么？而政府手里天上有卫星，地上所有的武器都有，不用担心。我不认为金融界的朋友真的主张对农民镇压，只是觉得有某种认识误区，不要忘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成分是农民或者农民的孩子。
我们今天看中国的社会矛盾，三大差别确实在拉大，那就应该正确理解党的十六大以来的一系列重大提法，这是非常及时的战略转变，也是非常必要的政策调整。从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小康，到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综合发展，再到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加强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还提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这些重要指导思想，都意味着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当社会三大差别不断拉大，而且这个趋势不可逆转的时候，我们要改变以往的发展战略，因此，包括环保问题、生态问题、三农问题都被提升到相当重要的位置，这是符合中国现在经济发展阶段的决策。
二、从怒江开发思考社会责任问题
很多人说，怒江河谷是原生态的，怒江是一个保持了原始自然形态的河流。我认为这恐怕不是很确切的说法，只要有人类活动的地方就不可能是自然形态。
怒江州现有人口49万，解放之初不到10万，现在是解放初的5倍。由于这个地方山高坡陡，交通不便（直到1998年以后交通才有所改变）——恰恰因为交通条件不好，不适合工业资本进入，所以那里只有传统农业。传统农业随着人口增加已经导致了过度开发，我们曾经把这一代的农业叫做“过熟农业”。这里多数是坡度超过退耕规定的耕地，过度开发的结果是随处可见。只要有人就必然有破坏，除非人不在那里。
既然大家都讲市场经济，怒江沿岸农村当然也就是市场经济，农民当然就要讲投入产出，如果把在那儿生存的人作为经济主体来分析他们的农业投入产出，那么，刀耕火种的方式对于农民而言就最经济。
请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阻挡怒江农民的刀耕火种吗？恐怕挡不住。农民作为微观经济主体，刀耕火种成本最低，但是他所造成的重大环境的破坏则是社会成本，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成本由谁承担呢？社会承担。再如，采矿导致地表塌陷是社会成本，农民受害，这种成本由获利的企业承担吗？不是的。
因此，就有经济学所讨论的外部性问题。
该谁来解决呢？目前，只能是政府。扩而言之，在中国已经造成了三大差别，而且利益集团的结构形成之后追求新增利益的需求也几乎不可逆转；那么，谁应该承担收益分配调控的职责呢？也只能是政府。
政府因此强调提高执政能力，同时加强宏观调控，错了吗？
我们可以看这三张图片。一张图片是怒江一带沿着江边的山地，几乎没有台地，大都是陡坡，只有个别绿色的地方一溜溜很小的田，种一点水稻，北方叫鬏鬏田，山上边的地有白色的地方是地膜覆盖，这种方式种植可以多少增加一点产量，也就是说农业到这个地步已经没有出路了，无论做什么，都不太可能再让农民在这儿从江边的陡坡耕地上获得基本生存条件。即使所有能开垦的陡坡都开垦了，怒江地区还是既不可能实现粮食及其他农业产品的自给，也不可能靠农业满足群众温饱，甚至也不可能靠外部的救济来维持温饱，因为运输成本高。
从80年代以来，全国都强调结构调整，对于怒江地区来说怎么进行调整？搞林业？由于立地条件差，只要把原生态的树木砍掉，再想种树就不可能了。搞畜牧业？那里植被覆盖率低，可牛羊是吃草根的，也不可行。而国家实行的扶贫脱困措施，实际上意味着更加重怒江地区的环境破坏。因为按照现在的贫困标准，山里这些人已经不能维持生存了。于是就提倡移民，从深山迁移出去，老百姓的木板房子可以搬，一拆，木板一打包，就搬到山外的江边。可这样的结果是使江边的环境更加恶化，进一步加大了江边地区的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
近年来，政府提出搞村村通工程，但是有关部门不加区别，一刀切。在江边陡坡上修公路，向深山延伸，其结果是整个沿江地区的坡地植被遭到更加严重的破坏。还有，加强修水利工程，这和修路几乎是一样的。事实上，任何修水、修路，都意味着在陡坡的截面上修出一定宽度的平面，同样都会造成严重的生态破坏和水土流失。
总之，现有的让怒江老百姓能用上电和水的扶贫开发，以及国家采取的其他扶贫措施，都可能进一步造成环境的破坏和恶化。
看来，怒江老百姓无路可走了。
本来人们都可以看到，怒江早就不是自然状态的河流了，破坏环境的主要是老百姓传统的农业开发，可更加尴尬的是，来过的城里人把怒江开发搞成了意识形态化的什么主义斗争，而城里人争论不休的同时，怒江50万群众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对环境的破坏几乎是与日俱增。
在生态环境脆弱的条件下，采取一般的现代化措施，往往会加重环境破坏。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有个难以接受的悖论是，越是推进农业技术普及和农业的产业化、现代化，怒江的环境就越会被破坏。当然，也许将来全国实现了现代化，那时有谁能够出资建设类似美国给印第安人搞的保留地，让当地群众整体转入有稳定收入、保证基本温饱的境况中去。
道理本来是清晰的，如果真要保护怒江河谷的生态环境，最为直接的措施只能是大规模向外移民，而在彻底放弃旧体制之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措施只能靠怒江水资源的资本化才能实现。其中真实的问题在于：必须让当地民众占有资源转化成的资本的足够份额，并且得到收益分配的决策权利。
一般发达国家，越是资源短缺的地方，当地民众或者是当地政府占有资本收益的比例就越高，一般是30％。而我们现在的做法是一脚踢，已经造成了相当多的问题，而且，如果谁要解决现在造成的问题，就不得不还要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政府现在遇到的基层爆发的对抗性的群体行为，很多是要解决70年代、60年代甚至50年代的问题，早年修水库、搞电站，移民搬迁所造成的问题。虽然本届政府很难解决以前政府的问题，但是老百姓已经把这些问题都提出来了。所以，我们继续沿用以往的移民搬迁的办法肯定不行。
既然怒江的水电开发挡不住，希望有关部门考虑在形成资本结构上要有变化，如果只是过去那种一脚踢，必然会遭到多数人反对。
我们说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不是一般地拿点钱出来，还被企业看作是负担。企业要考虑在新的时期——进入工业化中期之后——如何安抚社会。
现在人口膨胀，资源短缺，我们20年之后就要达到15.4亿人的高峰，再逐渐下降到现在的13亿人的水平还要30年。越是人口膨胀，资源就越短缺，其价格就越高。如果完全靠市场，资源就无法开发。所以中国人必须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要想办法使目前引发的大量社会冲突，而且是对抗性冲突、并且正在激化的这些问题转过来。
转的办法不是一般的扶贫。现在谁都明白，连地方干部都明白，不是你扶我的贫，是你把我的资源拿走了，是我扶你的贫。
希望企业家不要再听我的一些同事80年代说过的话，那个时候，我们当然是站在企业家那边说话的，到90年代，我们已经改了——相当一部分人改了，少数人还没改。如果今天继续把早年搞原始积累的时候我们那些话拿出来，当成工业化中期阶段的话重复，我看毫无意义。希望真正有觉悟的、愿意在成为自觉阶级的过程中尽一份力的企业家，不要再听那些好听的话，应该再多听一些不同的话语，多一些交流。
三、要建立起面对现实的话语
最近参加了很多不同的研讨会，包括跨国公司在中国的CEO圆桌论坛，都在谈企业家的社会责任。这些跨国公司的管理层来讲什么？绝对不是我们一般的古典经济学的道理——追求收益最大化才是理性经济人的目标——而是在大讲社会公众利益。“我们投资是为了中国在这个产业中的国际化战略”。这些跨国公司排在前几位的企业目标，没有一个是为了本企业的利益最大化。而我们现在，无论在教学还是科研领域中，仍停留在古典经济学阶段，还没有把现代制度经济学的道理兼收并蓄地采纳过来。
我们都知道，这些跨国公司并不是完全善意的，当然也在追求利润最大化。但是，为什么他们在介绍自己公司目标的时候首先要谈社会责任呢？就因为他们是成熟的公司，要追求长期收益。可在我们的企业家内部论坛中，基本上还是在讲老话，这一点差别很大。当你想告诉我们的企业家们，什么是企业家的社会责任的时候，他会跟你说，政府没改，为什么我要改？
要知道，实际上没有任何政府是完善的，但政府改革从来就是滞后的，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不是相反。当全部的经济基础发生根本性变革之后，庞大的上层建筑才会或快或慢地发生变化。谁是上层建筑，谁是经济基础呢？政府是上层建筑，属于或慢地发生变化的那个部分，一般不会先发生变化。
什么是经济基础呢？我们全部的生产力综合叫经济基础，核心是财产关系和经济关系，这是基本的常识。谁在经济基础中起主要的和主导性的作用呢？在工业化阶段当然是企业、具体就是企业家。因此，如果我们的企业家还停留在过去原始积累时期的传统话语里不能自拔，我们这个社会能进步吗？有些老板花钱养活的是说好听话的人，个别人甚至偏信并资助那些鼓动他们把某些具体问题去搞“泛政治化”讨论的人，导致一些无法化解的恩怨。
现在各个学科讨论所引用的话语，背后有一个真正核心的支撑，这个核心，就叫做这个话语的“政治正确”或者是“政治不正确”。如果你这个话语被认为政治不正确，那么就站不住脚，也就无法整合人们的思想，无法规范人们的行为。所以，如果我们不能改变我们“政治不正确”的话语，今天所谈的环保、生态、三农问题、贫富差距、城乡差别等等，这一切都无法改变。
在学术界某些内部会议上，原始积累阶段的传统话语，或者80年代的老话语仍然是瓦釜雷鸣，亦即有“政治不正确”的问题存在。我希望其他各界的人帮一帮仍然停留在老话语中不能自拔的个别经济学家，让我们把今天的问题作为今天话语的重要内容，这样才能够真正让企业家们承担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并且，以这种经济基础的改变，来推动或慢或快的上层建筑的改革。如果等着上层建筑改变了再改变经济基础，那就本末倒置了。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本文为2005年6月“绿色中国”第七届论坛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