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文元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战略环境评价的内涵的话，那就是，人类生产和生活及各类活动的总能量，不能超越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我们搞战略环境评价主要就是看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工程、什么样的计划，都应当在不损害、不破坏、不干扰生态服务能力的限制之内。假如说一个工程超出了生态服务功能，超出了环境容量承载，这项工程肯定不应当被批准。即使今天看来它没有危害，但明天、后天可能会给人类的生存带来巨大的危害。因此我们说，战略环评是整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把关者。这是我对战略环境评价的基本认识。
生态平衡就是一个重要的指针，这个指针说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也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也好，实现中国现代化也好，都应当在不违背、不破坏生态平衡的基础上来实现。只有通过人与自然的和谐，上述的实现才是扎实的、健康的。只有不违背、不破坏生态平衡，才能使全人类的发展，尤其是全中国的发展走上一条健康的、理性的道路。
一、生态平衡是和谐社会的自然基础
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个物种存在于地球之上，我们所依赖的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当然就是自然界，如果自然界的生态平衡被打破了、崩溃了，那么和谐社会是不可能建立的。
我们通常讲可持续发展，一般来讲全世界的共识是两大主线，即两大核心内容。第一，处理好人和自然的关系，可持续发展肯定应当处理好人和资源环境之间的和谐。科学发展观里面讲的“人和自然和谐发展”，其实就是可持续发展里面人与自然关系的高度提炼。我们用一句话来说明这个问题，就是人类向自然的索取。这个索取包括了自然给我们提供的整体环境条件，例如整体的温度范围、整体的湿度范围，整体的地表面存在的位置等等，还包括气候、生物资源、水资源、土地资源、能源，以及实现工业文明的各类矿产资源等等。
人类在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既然索取了自然界的各类财富，我们对自然本身的回馈水平和强度是不是抵消了人类向自然的索取？这是一个可持续发展非常关键的问题。如果我们实现不了索取与回馈的平衡，最终的结果是我们要受到自然界的惩罚。环境保护实际上就是人类对自然的回馈。环境保护本身就是我们帮助大江、大河、大海、大气等等消纳我们自己所产生的各类有害、有毒物质以及各种废弃物。这种平衡应当是可持续发展的一大主线。
可持续发展还有第二大主线，就是要平衡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表现为人际关系——也就是收入不同的各个阶层群体之间；代系关系——就是当代之间和后代之间；区际关系——中部和东西部的关系，以及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关系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是互相损害还是互利和谐和共建共享？可持续发展理论贯穿了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这两大主线。而这两大主线应当在2003年以后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中得到完善、升华和提炼。科学发展观本身就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一种更加明显、更加准确的提炼。
从全球范围来看，人类的生态足迹已经超过了全球承载能力的20％，人类在加速耗费自然资源的存量。全世界在150多年工业革命进程当中，对自然界的资源、能源以及自然环境方面的使用和干扰，应当是超出以前的几百倍。现在经常提到干部的政绩，我们过去比较清楚的是财政赤字，知道借了钱将来要还，银行贷款将来要还。要是问一个干部生态赤字怎么样，他就会基本不管，留给后代。我们通常讲借债要还，父债子还，我们留下的生态债务，后代一个也逃不脱。因此生态赤字要逐渐和财政赤字一样引起中国未来发展的充分注意。这两大赤字将来都应当作为衡量国家健康发展的基本内容。
要正确认识中国“人与自然的关系”，必须要了解这样的背景：世界上国土面积在700万平方公里以上的国家有6个，包括俄罗斯、加拿大、中国、美国、巴西和澳大利亚。在这6个国家中，中国的资源总量或者说基本的生存条件在总体上还是有优势的，但是所有优势在被13亿人口这个分母一除之后，基本上变为了劣势。中国65％的国土面积是山地和丘陵，我们要在这上面建设、发展，当然要比平地付出的艰辛更多。中国33％的国土面积是干旱区、荒漠区，70％的国土上每年遭受到典型的东亚季风的强烈影响，东亚季风给中国带来的自然灾害在世界大国中是罕见的。我们有17％的国土面积构成了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中国大陆的平均高度是世界大陆平均高度的1.83倍，我们是在一个高平台上搞建设，这样它的稳定性，自然环境的脆弱性可想而知。
中国的人类活动强度很高。我们有13亿人，以每年土壤和岩石的搬运量和运输量的总和作为一个指标，世界有一个统计，每年中国总强度是380.17亿吨，每人大概是33吨左右，而世界人口平均是15.6吨，也就是说中国平均翻动地表面的频率和总量是世界其它国家的一倍还要多。还有一个指标，就是中国发生自然灾害的频率——这个频率的次数是以每损失多少财产，死了多少人，损失多少面积来算的——大约1500年前的隋代，每年1.6次，逐渐加大到现在每年的3.9次，从现在到未来的30年当中，我们还可能增长到4.1次。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的污染。中国生态环境的脆弱带占中国国土面积的13.6％左右。中国的黄土高原（陕西安塞）近25万年以来生态环境在不断地退化和演变。到了现在，根据地球遥感卫星图片来看，已经找不到一片比较平坦的土地了。这种现象有自然侵蚀的原因，自然侵蚀再加上人类不断增加的活动、人口数量的增加，共同造成了这种人类活动对于地表干扰的现象。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只有把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起来，走可持续发展的路，才是中国发展的前途所在。
二、从保持生态平衡到建设节约型社会
一个生态型的社会必须克服的基本瓶颈有五个：
（一）人口的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的背离。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人口的再生产数量很高，物质再生产没有跟上去，因此长期处于一种短缺经济，尤其是粮食的短缺，使得中国整体的发展构不成一个生态型的社会。当人口总量的生存需求和发展需求不能得到基本满足的时候，那么这个社会永远不可能是生态型的社会。到了上个世纪的90年代以后，中国基本告别了短缺经济，人口的再生产和物质的再生产之间产生了良性的好转。但是不要忘记，现在中国的人口列车仍以巨大的惯性每年800万—1000万的增量向前奔腾，还要延续30年左右。我们如何保证这些人口的生存和发展？这就是我们生态型社会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二）资源的生产价值和生态价值的背离。过去我们过分注重资源的生产价值，无论是土地资源还是水资源，把它的生态价值，特别是对整个构成一个完整生态系统中的生态服务功能忽略了。忽略的结果，使得我们对于生态型社会的体会比较浅，而且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联合国曾经在非洲的刚果河流域做过一个实验，把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们叫在一起，在热带雨林当中砍掉了一公顷的树木，然后计算它的价值。如果造纸或者是做家具等等，它们能够换来的价值是多少？生态学家就把这片森林在整个生态系统当中的生态功能、生态服务能力，它对水、大气、二氧化碳的吸收等等都算进去，最后计算的结果是生态价值高出生产价值31％，二者之比是1：1.31左右。大家可以看到，在过分强调资源的生产价值，而忽略它的生态价值之后，我们实际上欠了大自然的债。
（三）环境容量的无偿占有和自觉养护的失衡。我们每天的生产生活当中，都要把自己的废弃物和污染物抛弃到自然环境之中，你丢我丢，丢来丢去，直到最后环境容量无法消纳这些东西。一直到现在，我们一些企业、生产者仍然对于环境容量还是抱有无偿占有的心态。什么时候它和自觉养护、自觉维护、自觉保持、自觉回馈相平衡的时候，那么生态型社会才有可能实现。
（四）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失衡。过去我们注重效率当然非常必要，但是公平就不重要了吗？我们通常讲的可持续发展的“发展”有三大元素。第一个元素是发展动力，用高效率或者是先进的技术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提高我们单位时间的产出等等。第二个元素是发展质量。质量主要是考虑在生产过程当中，从源头到末端，整体的过程当中对于环境本身的干扰和破坏是怎样的，如果破坏超出了环境容量，那么这种发展质量不高。第三个元素就是公平，也就是说发展的成果要有利于或者是惠及全体社会成员。虽然在发展的过程当中，知道经济的增长是有区域不同的，我们不可能要求西北地区和东部一样，产出那么高，这个是不争的现实。但是我们也不能说谁经济产出高就应当独自享受，必须把发展的成果惠及到全体社会成员，使每个人只要生下来就应当享受社会提供的基本界限以上的生活质量。因此，我们说效率和公平之间的不协调必然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五）经济运行成本外部化必须得到克服。也就是说，我们的企业，如果你在生产过程当中该付出的成本你却不付，而推到社会上让别人付出的话，作为企业公民是不合格的，这将会导致制度失灵。
我们要建立的节约型社会，需要通过循环经济，通过法律、法规等各种手段来建设。节约型社会不是简单的节约几度电，节约几立方水，这当然是非常必要的，但这并不是节约型社会的全部。作为一个节约型社会的体系，必须有八个部分共同组成。首先要有节约型的制度，有法规，有法可循。像我们的战略环境评价法，这是节约型制度的非常集中的体现。虽然看起来似乎是限制了某些发展，但最终是给整个人类和地球节约了巨大的资源。其次要构建节约型政府。政府在制定计划、执行项目的时候首先是以节约为出发点，或者是以环境战略去制定这个策略。第三要进行节约型的生产，包括各种各样的产业。第四要实行节约型的消费，从中间消费到最终的消费都包括在内。然后还要建立节约型的城市、节约型的社区、节约型的家庭，最后要共同形成一个节约型的文化。一个节约型社会的体系，如果我们不能包括这八个方面的基本内容的话，那么是不可能达到它的基本要求的。
大家看中国的城市住房用地已经占整个城市用地的30％，将近1/3。中国城市住房的能耗已占全国城市总能耗的37％。中国城市住房的耗水占全国城市耗水总量的32％。中国城市住房的用钢已占全国城市建设用钢总量的20％。这是我们住宅、房地产高速发展以后的基本现状。中国的城市如果和发达国家相比，城市住宅的能耗平均高3.5倍。住宅的平均耗水高出30％，每平方米建筑用钢材55公斤，大致比发达国家平均高出20％，主要是钢质量的问题，钢本身的功能还没有达到它应当达到的标准。中国和加拿大典型高层建筑的热损失评价指出，北京外墙大概每平方米损失是加拿大的4.3倍。北京的窗户热损失是加拿大的2.1倍，中国的屋顶损失是加拿大的4.6倍。
另外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偏低，世界劳工组织发布的公告指出，美国一个劳动者一年创造60728美元的价值，欧洲大概是40000多，香港也是40000多，中国东部地区，每年人均创造8800美元。劳动生产率比较低本身就是我们素质不高，体现出来创造财富的价值和能力还不够。
总之，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时候，要以生态型社会的完整图景作为前提。按照这个要求，我们目前的状况还差得比较远。
三、循环经济的模式是向生态系统学习的结果
循环经济提出近20年来，在国际国内都有很大的发展。循环经济的产生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有所依据的。就像其他的仿生学原理一样，这也是我们向生态系统学习的结果。我们知道循环经济的宏观表达是要把自然、经济、社会在运作过程当中形成一个整体的良性循环。循环经济的微观表达，是在企业层面乃至在更大的产业链层面从线性经济向一种循环的、闭环式经济形态转化。从源头的资源减量，然后再利用，再循环，在尽量少用资源的情况下，要重复利用，多次利用，达到少用资源、少消耗能源的结果。
首先看宏观循环经济。生态系统有三大组成部分：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生产者就是我们的绿色植物，通过太阳能的转化使得光能转变成化学能的过程。生产者生产出来的第一生产力或者是初级生产力要被消费。谁来消费？食草动物、食肉动物，包括人，这些构成了消费者，大家知道如果没有第一生产力，消费者就生存不了。每一个生产者和消费者在自己一生过程当中排出的废物最后都要被分解者——微生物集团在短时间内分解，再成为下一个循环的养分。经过几亿年的发展，生态系统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定的、良性的循环系统，江河上游的人洗菜到下游水还可以来用，江河通过分析者的自净可以满足人们的生活和生产需要。但是到了工业时代以后，这个循环打破了。我们的生产者不仅包括现代的农业，还有大量的工业。生产的产品越来越多，积聚的废弃物越来越多，污染物越来越多。而我们的消费者，现在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而且是越来越不满足。他们在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中所抛弃的废弃物、污染物，分解者已经没有能力分解。单凭大江、大河自身去分解它已经不可能。我们从循环经济的宏观层面上寻求解决，就是要加大分解者的能力，使得整体运转仍然能够达到一个良性循环的结果。我们要搞战略环境评价，就是要从源头上帮助宏观循环经济的形成。实际上循环经济的整体从宏观层面来讲，从战略层面来讲，就是学习生态系统的结果。
四、从保持生态平衡到构建和谐社会
生态平衡是整个社会有序发展的自然基础，如果这个自然基础不存在了，那我们什么社会也就不存在了。当我们基本保持一个生态平衡状态以后，我们才有可能进一步在这个环境当中生产、成长、进步，最后能够使得全人类在一个共同文明的基础上达到一种高度的和谐。
构建和谐社会有三大理论体系。一是社会燃烧理论，也就是社会为什么会不和谐。怎么才能燃烧？必须有燃烧物质，必须有助燃剂，必须有起火温度，社会也是一样。社会为什么会发生群体事件？发生群体之间的矛盾？第一就是它有社会的燃烧物质，这个燃烧物质就是人和自然不协调、人与人之间不协调所积累的。我们用28个社会痛苦指数的变化来衡量社会燃烧物质，积聚的矛盾越多社会燃烧物质就越多，燃烧的可能性就越大。同时还要有燃烧的助燃剂，自然界就是氧气或者是空气。社会的助燃剂是什么？整体的心理状态。如果我的心胸比较狭窄，同样一件事情到我这里就叫起来了，而有的人容忍性就比较强。当然，还包括社会媒体的误导，以小代大，以偏概全都会起到火上浇油的助燃剂效果。最后还有燃烧的点火温度。大家可以看出，每当一个王朝覆灭的时候，总是伴随一次非常重大的自然灾害，明末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如此，清朝的时候也是如此。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自然界本身的巨变往往会对社会燃烧起到一个导火线的作用，也就是生态平衡被严重破坏的结果。
二是社会激波理论，这是反映社会动乱的时空形势。也就是相当于一盆清水，投进一个石头，引起平静水面的激荡。
三是社会的行为熵理论。每个人对于社会、对于人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有六大规则，包括人类普适“最小努力”的原则；自发追寻“熵最小”的原则——在人类中，我们总是想冒尖，想与众不同；自觉维系“心理平衡”原则；持续激发“情商共鸣”原则——就是我崇拜的人跟我说的话和别人跟我说的话所起的作用不一样；社会取向“倒U型走势”原则；还有一条，就是都希望让别人遵守公约而自己可以例外。我们要做环境的战略评价和战略环评，如果不知道社会心理状况的共性或者是追求，将来也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和帮助。
构建和谐社会，很重要的一条是，国家要有保证的规范性的制度。
一是国家产业补偿制度。这个十分复杂，应当把每一个产业在它的产业链当中所作出的贡献以及它对环境本身所造成的污染和破坏进行分析，根据产业链本身的位置及其所作出的对财富积累的贡献和对自然状况的干扰的净值来计算。世界上已经开始做了，我们也在研究。在不同链条当中你对环境本身的干扰和破坏的能力，以及你自己的水平要算出来，这样算出你所作的贡献和你造成破坏的差值，如果有的话，你就需要补偿。包括第二产业当中的源头产业和后续产业之间的基本关系。一旦我们建立起来了，我们对战略环境评价也好，生态补偿也好就有了一个定量的依据。
二是生态补偿制度。我们有区域的，包括东部、中部，对于西部的生态屏障、脆弱地区的生态补偿，这是一个面上的。从一个线上讲，大江上游对中游下游的关系怎么处理。从一个点上讲，比如对水源地周边居民的生态补偿。我们从点线面三者之间的生态补偿中，可以建立一个比较合理的社会和谐的关系。通常我们移民的时候为什么矛盾那态补偿制度的不健全或者是不合理引发的。
三是国家灾害补偿制度。大家都不愿意发生灾害，但肯定要发生。在某一个地方是随机的，在全国大局面来讲又是必然的。这种灾害发生在哪里，实际上不应该只由那个地区去承受，应该是整体社会都要分担，这样社会才能和谐。
四是国家社会补偿制度。对于弱势群体，对于贫困地区、对于整体的低收入阶层等人群的补偿。
从整体来讲，我们只有从战略上和根本上把握了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在不超出生态服务功能提供给我们的服务价值和不超出环境容量的承载力这样的前提下，新型工业化道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以及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才能得到彻底的实现。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组长，本文为2005年8月“绿色中国”第八届论坛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