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琪
　　无论是讲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还是讲构建和谐社会，实际上对人的尊重非常重要。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要体现人的价值不断被提升。在规划发展战略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到如何提升、改善人自身的价值。
　　对我们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来讲，经过50多年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我们感到，在发展过程中，在发展战略中强调人本意识，或者是强调人自身的发展，这样一个战略非常重要。关于人的问题，恐怕有几个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而且要把账算清楚，把数量分析清楚。
　　第一个是人口问题
　　这是一个老问题，我国政府采取的人口政策，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即使这样，现在人口压力依然很大。有两个账需要算一算，总体来讲人口增长形势是向好的方向走，包括人口的出生率、自然增长率。1987年或者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我国人口出生率是一个高峰，大概是23.33‰。1987年之后出生率逐渐下降，从23.33‰降到12.28‰，死亡率基本上是在6.4‰到6.6‰之间。这样，人口增长率由1978年的16.6‰降到5.87‰。从动态来看，我们就可以计算出年人口增长最高时是在80年代中期，将近1700万，现在大概是760万。如果从区域来讲，两位数增长的还有3个省区，负增长的大概有5个省市。即使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口增长还是很多的。按照几年前国家的目标设计，我们计划在2010年将人口控制在14亿，但实际上现在看起来可以控制在13.4亿。原来测算2030年的人口是15亿至16亿，现在算，从2010年开始到2030年这20多年当中，还要净增长1.2亿，就是13.4亿再增加1.2亿，大概就是接近14.8亿。这还是按照人口增长趋势来算的，如果我们的人口增长从1987年的下降到现在，不再降了，甚至放松人口政策又反弹，那就不是刚才这个结果了。所以我们在讲环境，讲水资源，讲耕地，都不能忽视人口增长的问题。不仅上海、北京这样，福建、湖南、江西也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在人口控制方面不能放松。这是第一个账，总量的账。
　　第二个账是城乡的账。从1995年以来这10年，城市人口大概净增了2个亿，由3.57到5.6个亿，农村人口减少了1.1亿，这给城市化带来的压力非常大。因为经济要发展，要搞现代化，没有城市化不行。按照发达国家的经验是，30％城市化率以下是缓慢的，30—60％就是加速，到60％再可以缓慢。中国从1998年开始进入到城市化的加速阶段。全世界的城市化是48％，我们去年是41.8％。我的结论是还要坚持我们已经取得一定成就的人口政策，计划生育政策还不能放松，这个政策至少要坚持10到20年。要城市化，就要考虑20年、30年、50年以后会是什么结果，人口膨胀就很难实现富裕与和谐。如果那个时候出现负增长了我们再研究办法。
　　第二个是老龄化问题
　　我们看看这个数字：单算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1982年是4.9％，1990年是5.57％，1996年是6.96％，2004年是7.6％，超过警戒线了。有人预测，到2012年是8.7％，2020年是11.9％，2050年是24.4％。所以我们仔细一想，这个压力很大。因为我们考虑规划的时候，如果涉及到人的和谐发展规划的话，三五年是不够的。涉及到环境，涉及到可持续发展，涉及到人的问题恐怕要考虑到50年、上百年。老龄化问题要及早引起制定中长期规划时的注意，因为我们的保障制度没有建立健全，没有建成和市场经济相匹配的老龄保障体系，所以应该抓紧在各种制度的研究上加快推进。
　　如果讲到抚养系数的话，这个压力也很大。单从老年人口本身占总人口比例这样一个中长期趋势来讲，中国的压力非常非常大。我想可持续发展里面讲人自身的发展老龄化问题，恐怕是政策和制度规划要及早的考虑重视的。
　　第三个是就业问题
　　我也想算一个账。去年全国有7.521亿的从业人员，占总人口的57.8％。到2010年，中国人口达到13.4亿，按60％的从业比例来算，要安排8亿人就业。到2030年14.6亿人口，就要有8.8亿人就业，这个压力就非常大。2004年是比较好的年份，本来制造业就业从1995年开始持续下降，但2004年是大幅度提升，实现了980万的城镇就业，农村减少了100多万。这是好不容易采取的政策，要维持这样一个就业的力度，我想难度非常大。所以我们要从产业结构的调整，就业环境的改善，包括培训等方式促进就业率的提高，当然也不能放松经济增长速度。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研究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时候，如何做到使劳动者就业充分，就业不充分的问题应该有明显的改善，需要我们对就业进行扶持。
　　还有一个劳动者的权益问题。至少有三个方面需要引起我们在规划中足够注意。第一个是安全，我们先不谈工资、福利，至少让他们安全。我们现在的煤炭生产非常糟糕，我看了几个数字，看着都吓人。这个劳动权益都得不到保障，怎么会保障和谐社会？第二个是劳动者的工资。我们讲农民工，讲珠三角这十多年来农民工的工资，大概月工资是120美元，美国是2300多美元。整体来讲，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让劳动者分享到经济改革发展和现代化的成果是不足的。反而有很多的经济收益成为资本利益，其中通过外资利益流出的，有一部分就是劳动者的权益。在这方面也需要我们研究和注意。我认为做五年规划或者中长期规划只有实物规划是不够的，人自身，特别是劳动力自身的价值体现这方面的规划要考虑。第三个是福利，包括劳动条件、劳动时间。现在一般乡镇企业中，例如中部地区的乡镇企业，工人的福利根本得不到保障，政府的政策一定要注意引导。总之，保证劳动者的权益首先是安全，然后是收入和广义的福利，包括劳动时间、劳动条件以及对企业的话语权等等。
　　第四个是教育问题
　　我们整个在校的学生中，小学在校生下降了，而且下降很快。基本概念是，1989年是一个高峰，当时大概有1.4627亿的小学在校生，之后就在减少，到2004年大概是1.1246亿。第二个数字是各类中等学校有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1978年到1989年，有一段时间下降。从1989年开始上升，1978年在校生是6637万，到1989年是5054万，减少了将近1600万，从1989年以后又逐年增加，2004年大概是1.055亿。基本概念是我们现在的小学学生是1.12亿，中等学校的学生是1个亿。大学1978年大概是86万，到2005年各类大学生加起来2000万。一个是小学生下降了，中学生提升了，但是提升的速度缓慢，大学生在校数则快速提升。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两个判断，如果从政府对基础教育的重视来看，比如说小学甚至中学，应当说财政支付压力越来越小，我们有足够的能力百分之百地实现九年义务制教育。我们应当真正履行好九年义务制教育，这是政府的责任。而且应当做好准备逐步过渡到12年的义务制教育。经济的快速增长，GDP在增加，财富收入大幅度增加，现在应当更加有能力来实现九年义务制教育，而且应当逐步地考虑升级，普及12年。我认为，真正可持续的发展关键靠人，而人就是要读书，不去读书，他就不会用电脑，不会看资料，什么都不会看，怎么样才能创造新的价值呢？他只能是低效率。所以一定要想办法，政府要履行对基础教育的支持。
　　大学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比较低，但是这个数字提升很快。有两个力量在起作用，一是政府加大了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对高等教育的增量这一块分割最多。第二是市场化了，非政府非国立的大学在开办。这两条腿还要继续走下去，但是大学这一块应该更多的强化非政府的力量。我们现在是两千万的在校大学生，要通过建立一个好的制度，使人力资源变成人力资本。
　　第五个是卫生、健康问题
　　2003年在非典之后，大家都注意了，现在卫生方面的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医生数占万人中的比率，1978年是10.8％，到2000年是16.8％，2004年反而只有15％，医生占我们总人口的比重反而下降了，这五年的经济都是8%～9％。第二个数字，医院、卫生院床位的数字，1978年是19.3％，1998年是24％，现在是24％，基本上没有变。从整个发展导向看来，对卫生设施的发展，我们在政策支持上、在制度安排上恐怕还是有很大的瓶颈。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一块的发展，主要是政府投入。其实我们这几年高等教育发展快，除了政府投入以外还有市场化，我觉得卫生这一块要尽快地、在保证基本条件下加快市场化。当然政府也要加大投入，因为老人越来越多。所以卫生事业的发展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构成当中占有的地位，具有的影响力不可小视。从中国今后的经济发展来看，以后再过1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来看，更多是靠服务型、靠人力资本、靠知识。所以我们要在这一块想办法尽早地打好基础，做好体制的构造和安排，促进这一部分的发展，以保证每一个人能够得到充足的更好的卫生条件，同时也带动了经济增长。
　　总之，讲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对人的自身价值的尊重和提升非常重要。
　　（作者系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所长，本文为2005年8月“绿色中国”第八届论坛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