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强
　　最近，在做人口数据分析的时候我们发现，从流动人口来看，我国未来的趋向是人口将向更为高密度的地区流动。因此，虽然我们希望实现宜居，但是，必须考虑到，我们国家的宜居，是在人口高密度情况下的宜居。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社会管理模式、人口居住模式和政治模式都有一些问题值得深思。
　　从人数密度来看，近十余年，我国城市人口密度迅速攀升。1990年，我国城市人口每平方公里只有279人，1995年是322人，2000年就迅速增加到442人，2001年是588人，2002年是754人，2005年已经达到近1000人的水平。城市人口密度的增加当然对于城市环境管理提出难题。不仅如此，笔者通过对于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发现，我国人口流动的总趋势，是朝向东部和东南沿海地区流动。笔者提出我国的城市发展和人口布局，已经形成了一条与“腾冲—爱晖线”近乎平行的，划分东南沿海省份与其他地区的线条，我们暂称之为“东南沿海线”。实际上，这条“东南沿海线”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条与海岸平行的曲线。该线东南是我国流动人口、外来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也是农村人口的最主要流入地。可以预计这些地区是未来中国人口高度集中的聚集区，也将是中国城市化未来发展最为迅速的地区。而这样一种人口高度密集居住的局面，必然造成我国资源环境方面的巨大压力。
　　笔者以为，人口高度密集居住对于环境的压力可以归结为这样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高密度居住的“人口集群”，其自身也成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环境。据有的人统计，我国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高密度居住不仅房屋结构有特殊的布局，就连人际关系也会发生变化。有人曾做过老鼠的居住生态实验，在一定区域内，当老鼠的密度较低时，他们会相安无事，随着不断增加老鼠的数量，当密度达到较高程度时，老鼠之间会发生激烈的冲突。从社会生态的角度看，人类社会也有类似现象。人口的密度大了，人际关系、人际交往中相互排斥的心理就会变得强烈起来。在一些人烟稀少的乡村地区，人们难得一见，陌生人见了也会产生亲近感。而在摩肩接踵的大城市里，行人之间有明显的排斥感。在我国的人口高密度的城市里，常常看到有人因为相互碰了一下、或汽车“刮蹭”等而发生争执，甚至大打出手。这里面固然有人的素质的问题，但是，生态高度密集的效应也不能忽视。总之，由于高密度“人口集群”这样一种特殊环境，社会变得张力较强，笔者也称之为“社会结构紧张”，在此种特殊的环境下，就比较容易发生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社会冲突。所以，笔者认为，高度密集的“人口集群”本身也成为一种重要的环境，环境评价中，也需要重视社会环境的评价。在有些情况下，社会环境的评价显得更为重要。比如近年来，一些重大工程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常常引发问题，究其原因，往往是出在社会因素方面。
　　第二，高密度的人口，所带来的行为的“累加效应”十分巨大。我国目前有13亿人口，按照现在的发展趋势到2030的时候将达到16.2亿人口，据测算，那将大大超过我们这块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承载力。按照宋键同志的计算，我们国家的适度人口是7亿人，如果是16亿人口以上，那就是多了9亿人，当然就不适度了。在人口大大超载的情况下，环境会变得非常脆弱。在这种情况下，高密度人口的“累加效应”会变得极为突出，即如果是破坏环境的行为，而又是数以亿计的人次的累加，那样的累加量必然是十分巨大，会造成非常严重的环境问题。这就意味着，高密度人口的社会，对于人的素质有特别高的要求。所以，在我们国家环境教育、保护环境知识的普及显得异常重要。而恰恰在这方面，我们比较薄弱。1995年，笔者曾参与组织首次有关中国公民环境意识的调查，结果证明，总体来讲，中国公民的环境意识比较薄弱，而且，无论农村还是城市，环境意识都比较差。这就告诉我们，如果能够通过建设保护环境的行为规范、强化环境教育，进而改变人们的破坏环境的行为，那么，那么，就会产生保护环境的正向的累加效应。在这方面，日本就是一个例子，日本非常重视国民基础素质的教育，在环境意识、环境知识的教育上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因此，虽然日本也是人口高密度社会，但人口的累加效应却产生了正面的效果。日本的成功模式值得我们学习。
　　第三点，巨型人口高密度社会，在环境保护上，对管理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应该承认，巨型人口高密度社会的管理，具有相当的难度。虽然中国的官员队伍、政府队伍、管理者队伍在全世界是最大的，但是，对于13亿人口的社会来说，还是漏洞百出。前一阶段，笔者在河南做关于水管理的研究项目，发现，在环保方面，地方上常常象“猫捉老鼠”一样玩游戏。比如，一些造纸厂，按规定要有处理污水的设备，大型造纸厂也都买了这些设备。但是，这些处理污水的设备运转起来“添加剂”等价格较高。于是，不少造纸厂有了处理污水的设备也不运转，只有等上级来检查的时候才运转设备，结果污染依然如故。更有甚者，有些厂子在对付上级检查的时候，隐蔽地用清水冲污水，这样在出水口看起来水还是比较清洁的，而上级检查一走，他们又恢复常态。所以，在我们这样的巨型人口高密度社会里，环境保护的管理异常复杂，难度十分巨大。
　　第四点，我们这个人口高密度社会，其重要特征之一，又是以中下层为主体的社会。笔者的研究发现，中国的总体社会结构，既不是“橄榄型”的，也不是“金字塔型”的，而呈现的是一个倒过来的“丁字型”的社会结构。笔者使用的具体方法是，采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nternational
socio-economic index）测量，从全国就业人口看，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处在很低的社会经济地位上的群体，该群体内部的分值高度一致的，在形状上类似于倒过来的汉字“丁”字型的一横，而丁字型的一竖代表一个很长的直柱型群体，该直柱形群体是由一系列的处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上的阶层构成的。
　　根据社会学的理论，“金字塔型”社会结构是一种很不理想的结构，由于底层巨大容易产生社会矛盾。现在，笔者所发现的“倒丁字型”的社会结构，问题比“金字塔型”结构还要严峻，由于底层更大，社会就更不稳定，更容易产生社会冲突。所以，近来的一些重大工程项目在移民的问题上，常常引发社会冲突。因为对于这样一个人口高密度，又是中下层人口为主体的社会，上马任何一个环境项目，在移民中，碰到的都是有关中下层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问题。基本生存问题当然容易激化矛盾。
　　最后一点，人口高密度社会也对我们的规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任何一个规划，在高密度居住的区域里，对人口的影响当然会是巨大的，这是我们国情的一个突出特点。近来，我国进入了城市发展的高增长时期，也可以称作是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时期。在这个阶段，尤其要注意规划的合理性和对于环境的影响。在西方的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曾经出现过两种不良倾向：一个叫“过度城市化”，一个叫“过度市郊化”。美国当年就出现过“过度市郊化”的问题，即城市向周遍地带扩张太快，土地没有合理利用，浪费了太多的土地资源。今天，美国反省当年所走的这条路，他们今天认为当年的道路错了。而今天，我们国家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城市迅速向周边扩张，房地产商侵占有良好资源的土地，只要能够追求市场价格，就不惜浪费大片土地。相比之下，美国的人均资源之丰富，比起我们不啻天壤之别。现在连美国都反思他们城市的扩张过程中，规划不足，节省资源不够，相比之下，我们的问题就更突出了。我们的人口密度高、人均资源少，所以，保护环境要在规划阶段就作得更为合理和更为科学。
　　（作者系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本文为2005年8月“绿色中国”第八届论坛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