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福坦
　　现在我们在谈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时候，总是讲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构建节约型社会”，这些提法都相当好。要突破资源环境的限制不是简单的微观上的技术路线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宏观层面上，在国民经济的发展战略本身必须是“绿色”的。
　　从我们现在以投资拉动型向消费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也可以看出，只有真正树立以人为本、全方位开放的发展观，我们才能突破环境制约。因为环境是老天爷给的，是既定的，我们在既定的环境上要养活十几亿人口，要建立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要达到现代化的生活水平，不是在战术上一点一滴的改变所能解决的，而是要在战略方面作全盘改进。按照有关统计，我们国家现在创造了全球GDP的4％，耗费了百分之几十的煤炭、石油、水泥等等，这个阶段是我们不可避免的，是我们发展的必经之路。这主要是由于我们对经济发展战略的认识不够，我们一直没有意识到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路，而是完全照抄照搬欧美甚至是拉美、日本的模式。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把“中国特色”这几个字理解偏了，没有找准中国特色在哪里。
　　我们这一段的发展，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GDP至上。打着GDP的旗号，我们很多地方政府把邓小平同志的“发展是硬道理”改成了“增长是硬道理”，就增长而增长。所以我们要转变成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只有我们的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发生变化，才有可能从大的方面、从战略上解决环境和能源问题。如果我们真正认识到发展的本质是人的素质的提高，是人际关系的升华、和谐，那么在西部大开发当中采取的措施可能就是大移民，而不是又调水，又调油，在那里大量的修高速公路。现在已经投入了一万多亿大开发资金，但是当地的老百姓并没有感觉。油化工和煤化工与当地的老百姓是什么关系，他们没有感觉。如果把这一万亿资金都用到人身上，我们今天会是什么局面？
　　中国的四个层次的结构性矛盾转化集中在中部。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城乡两元结构，这四个矛盾的战略性转变在哪儿？提到战略性就感到很遗憾，“十五”计划的主要任务是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我们看了20多份报告，从省的到市的，包括国家的，对“十五”的评估都是“超额完成任务”。GDP超额了，“十五”的主要问题谁都不说了，煤油电运全面紧张，地区结构三大板块的差距越来越大，城乡两元结构，农村收入和城市收入的差距越来越大。如果不敢正视这些问题，怎么可以制定好“十一五”规划。“十一五”规划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不解决社会保障，不解决中部地区问题就什么都解决不了。
　　以人为本就必须解决社会保障问题。只有解决社会保障问题才会有和谐社会，有了和谐社会才有环境保护和能源节约。我年轻的时候到农村去调查，发现村民把树都砍光了，我说砍了树你们会感到舒服吗？他们说不砍也可以，只要你给我解决煤的问题。只要给他们一点煤，砍树的问题就解决了。我当时就体会到，如果人和人不和谐，人和自然也不可能和谐。所以把社会保障做到位，人际关系升华，人们才会爱护环境，才会保护自然。
　　以中为重的发展观要落实。四个层次结构性矛盾的转化是在中部地区。我们现在的农民工潮1.3亿，北京市就要承接500多万人，这样就导致了资源使用的不均衡和能源的巨大浪费。我跟铁路部门的领导说，你们要是按照农工潮最高时期的客流量去建铁路线，你得赔死。中央从战略上不要到大城市去锦上添花，也不要到小城镇去雪中送炭，要抓紧时间把地区级的中心城市做大，在660个城市里面，真正的中等城市很少，我们的城市规模集中在两头，20多万人以下的城市占70％，这个问题如果在战略上得不到解决，对环境资源和能源都会造成巨大的浪费。现在我国有4万多个小城镇，它们对环境资源的浪费、对污水处理造成的障碍都相当大。我见到很多小城镇搞了污水处理厂，就是没有利用，因为他们收不到钱来运作，城市化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只有中等城市加速扩容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地区的矛盾集中点在中部，所以要推动中部的崛起。只有中部崛起了，中国才能崛起，可以说，没有中原的崛起就没有中国的崛起。东南沿海就是镶一个金边，他们现在的发展模式已经到了转折点。中部崛起靠什么？是重复东部模式，还是靠投资拉动？我觉得都不行，还得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要走消费拉动、内需拉动的路子。从内需半径到交易半径、农民的流动半径都大量的缩小，现在是从东边一下子跳到西边，如果中部城市像武汉、郑州、合肥都崛起了，对周围人口密度大的地区会带来很大的好处。郑州周围是小一亿的农村人口，如果郑州城市群能够把这些人都聚集起来，他们就不会往北京跑了，这样各方面的问题都会得到解决。
　　中间产业要大发展。我们现在出口的还都是高能耗的产品，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不大量发展第三产业？农民进城的10个人应该有七八个人去从事这个产业。应该让他们在服务行业、中间行业工作，感受一下城市里人的生活。所以中间产业对我们来讲很重要，而且中间产业里面有一个更大的点：中国缺环境能源，但是中国不缺人、不缺文化，现在中国是教育进口国，义务教育不义务，还收费，而且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占GDP总量不到3.5％，实际上教育都进口了，孩子都出国念书了，包括加拿大、新西兰都包围着中国教育。教育出口是大创GDP的，中国也要从教育进口国变成出口国。我觉得应该把教育也作为第三产业，如果国家靠脑袋挣钱会是什么样子？人家来谈判，说是额度可以商量，不能商量的是专利。美国为什么富？人家是靠专利赚钱，靠脑袋赚钱。我们要从战略上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就必须按照循环经济进行结构调整，要发展脑袋产业，出口精神产品，少输出能源。为什么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码头都在亚洲，就是因为咱们是输出能源、资源的国家，而这些都是装箱工业。所以必须改变我们的结构，从战略性结构上真正实施科技利国，不要只挂在嘴上，要使我们的科技真正转化为产品，转化为我们的经济实力，我们的发展战略才可能促进环境问题的解决。
　　最后一点，必须坚持市场化的改革，警惕政府计划思路的回潮。现在很多人都发牢骚，说看不见的手是越来越看不见，闲不住的手是越来越闲不住。大家都很忙，都很累，很值得同情，但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谁要说累肯定是他干了不该他干的事。我们现在不要轻易折腾，要顺着市场走。比如说小轿车在中国的定位，我们10年前就提出小轿车消费的问题，咱们不能像美国那样。中国这么多人，土地这么稀缺，而且还处在这样一个阶段，为什么还要大量上家庭轿车，导致石油涨价、停车位涨价，我们这样做能源能不紧张吗？我们算过，有的人以前没有车的时候，骑自行车18分钟就可以到单位，现在有了车，一个小时还不能到。现在人家都看到了，知道我们70％的GDP比重是靠能源拉动的，人家都看准了这点，连墨西哥、巴西都跟着起哄，我们如果不改变这个结构，这样盲目发展下去是非常危险的。
　　（作者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本文为2005年8月“绿色中国”第八届论坛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