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文虎
　　中国的环境影响评价，是上世纪70年代初从国外引进的，后来在中国得到广泛的运用，并在应用中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我自己也是在70年代初从空气动力学领域转到环境科学领域的，最初做的也是环境影响评价。
　　我参加的第一个环境保护工作，就是北京西郊环境质量评价工作。当时还不知道环境评价该怎么干，也是现买现卖，看看国外的文献，再实地了解北京西郊的情况，一边学一边干。干了几年环境评价工作以后，我们不少人都在想：这么干下去，就能解决环境问题吗？大家参加环境保护工作，都想做点有实效的事。从全国宏观地看，可以说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也有很多成果，但是，具体地看就会发现，当时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几乎没有对任何一个建设项目发生过有作用的影响。环评之后，报告一交，至于将来这个项目是不是这么做了，就不管了。作为一个老的环境工作者，有时想想也比较悲哀，干了这么多年，不知道自己究竟为国家做了几件有实际效果的事，我们做的这些工作对青年人的成长、提高究竟有多大的帮助也说不清。
　　环境保护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什么叫发展呢？其实，发展就是人类在自然界中谋求生存，而且为谋求更好的生存作出的努力。我们人类是依靠自然环境生存的，如果我们改善生存状态的代价是自然环境品质的不断下降，这怎么能叫“改善”？这样发展的可能后果是什么？我看只能是自然生态系统的崩溃，人类生存基础的垮台。在1998年，我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在会上提了一个提案，就是建议做出规定，对我们国家的发展战略、发展政策和规划、制度以及法律进行可持续发展评价。也就是说，要从对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从对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以及从对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这三个方面来审视我们所做的和打算做的事情，做出估计，做出判断，再做出决定。
　　提案递交以后，反响不大，答复就是你提得很好，对我们很有参考意义，但是现在还没有实施的条件。到了第二年，我还是不死心，就退一步提出搞战略环境评价的提案。中国教育界有一个习惯，只要有人提一个什么新主张，就一定会有人问，哈佛大学是怎么做的？剑桥大学怎么做的？等等，好像外国人没有做过的，我们就不能做一样。这种思维定式或惯性很奇怪，也很可怕。当时有人在全国人大也提了要搞战略影响评价的议案，这都是出于对我们国家发展的责任感。我以为我们没有必要过多地纠缠在究竟国外是在什么时候出现这种提法的，怎么提的，美国怎么做的，英国怎么做等等的这些问题上。当然，教科书上可以写这些，但做实际工作就没有必要纠缠这些东西，应该说中国的现实和未来的需求是最重要的。
　　一、战略影响评价是在战略决策层次上把环境考虑进去
　　其实，人类社会几千年甚至几万年发展的经验教训是什么？或者说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折腾，在认识上得到的提高是什么？我想一个重要的认识提高，就是我们认识到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个基本矛盾：我们人类对发展，或者说对经济增长、对经济发展的追求是无限的，而我们的自然资源、自然环境能够提供的支持、供给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存在一个无限性和有限性的矛盾，而且这个矛盾越来越严重。现在的问题是，面对这个基本矛盾，我们应该怎么办？人类在文明社会出现以前，对这个无限性和有限性的矛盾的认识是不足的，或者是基本上没有认识。因为当时人口不多，生产力很低，对自然环境产生的压力也不大，造成的环境影响极其微小，人们甚至感受不到环境改变的威胁。但是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后，出现了社会化的大生产，出现了以追逐利润为目的而从事的生产活动。马克思曾经指出，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财富，超过了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的总和，当时，资本主义的发展活动才进行了一百年左右。在这个时期，先期工业化国家无限性和有限性的矛盾已经显现出来了。
　　他们是怎么处理这种有限性和无限性的矛盾的？我把他们的对策概括起来说就是“转移”和“转嫁”。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与经济增长伴随的就是扩张主义，就是把本国的无限性和有限性的矛盾转移到国外去。先期工业化国家就是依靠转移这个做法获得经济繁荣的。历史的事实表明，转移和转嫁的做法，在短时间内可以缓解本国的矛盾，但后果则是导致世界性的不安宁。
　　这种无限性和有限性的矛盾，在深层次上表明，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供需关系除了商品的供需关系外，还有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供需关系。有人说，工业文明在20世纪已经走到了尽头。我以为这句话说得对，是指工业文明时代的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头了，再走下去是不会有出路的！有人有意无意地认为，美国的今天似乎就是中国的明天。有专家估计如果中国的人均能源消耗量达到了美国现在的人均消耗量的话，那大概需要六个地球的能源之和。这种生存方式、这种发展模式是可取的吗？当然不可取。所以我想，中国要采取的发展战略是什么呢？现在中央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我以为实际上提的就是把我国的发展“转变”为在新的发展理念指导下创造新的发展模式，不再走工业文明时代、先期工业化国家所走过的转移和转嫁的道路。转变，就是要转变我们自己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以及具体的经济增长方式。那么，怎么来促进这个转变呢？我想搞战略影响评价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切入点。当然，这要从具体入手，从探索发展战略、发展规划的评价方法入手。
　　大家知道，如果一个工厂建错了，把环境弄差了，生态弄糟了，实在不行最多就把这个工厂拆掉，对国家、对老百姓而言，损失的也就是一个工厂而已，但是，一个决策的失误、一个战略规划的失误所造成的损失恐怕就不是这么一点点了，而是难以估量。特别是这种失误具有很大的惯性，还会延续下去，波及出去，明天、后天还要继续付出代价。所以开展战略环境影响评价是极其重要的。当前，从规划环评入手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二、不要让战略环境影响评价从我们嘴里喊出来又从我们手里溜走
　　我们的战略环境影响评价，哪怕收缩到规划环评，理论是什么？方法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能在什么范围、什么程度上解决问题等等，需要我们好好进行探索研讨。比如说，在环境科学领域中有大量的自然科学，而自然科学是用重复性来认可真理的。你做实验，这个变红了，他做实验这个也变红了，这就是真理。而规划环评，是要对规划进行价值评判，要作出是好还是不好，是适合还是不适合的判断。因此，对同一个规划，不同的评价者可能会得出不同的评价结论。显然这里面存在一个具体的价值标准和尺度的认同问题，目前这个问题在理论上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至于方法学上问题就更多了，比如说规划是对当前行为的安排，而影响则是要对未来的后果进行评判。过去人们是怎么非议规划的？“规划规划，嘴里说说，墙上画画”，还有说“规划赶不上变化”等等。这说明规划本身还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因此如何对具有不确定性的规划得到有确定性意见的评价结论，这对规划环评的方法学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再有一点，大家都知道社会发展是社会行为，社会行为是什么？是政府行为、市场行为或者叫企业行为，还有公众行为，三大行为的整合。一个社会是好还是坏，是高效还是低效，都是行为整合的结果。一个皇帝来了，老子说了算，这也叫整合。我们现在实行的是政府主导的政府与企业与公众行为的整合，但这个整合在规划环评或者是战略环评中究竟如何体现？比如说公众参与，什么叫公众参与？几个人参与叫公众参与？什么人参与叫公众参与？专家参与算不算公众参与？有人说公众参与要有有利益关系的人和单位参与。但什么叫“有利益关系”？，喜马拉雅山上出了问题，我们有没有利益关系，是一百公里范围还是一万公里范围内的人才算有利益关系？专家调查、公众调查就是公众参与了吗？我认为我们一直就是生活在由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构成的“环境社会系统”之中，我们应该从这个系统运动的角度探索建立规划环评的方法，这是对规划环评方法学的又一个挑战。
　　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和谐社会就是这三个和谐互动和整合。社会一旦形成了，它就是一个独立的力量，它并不等同于所有人的力量之和。中央提出来了，生活要提高，生态要良好，生产要发展，这三个“生”往往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顾此失彼。我想我们要做好规划环境影响评价，还需要再多花一点力气，在理论和方法学上给它奠定雄厚的基础，让它立于不败之地，并且能更健康更快地往前发展。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本文为2005年8月“绿色中国”第八届论坛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