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世秋 北京大学环境与经济研究所所长
　　非常荣幸能够有这样一个机会。我刚才听到Robert 谈的时候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事实上是中国这么长时间以来大家一直在探讨的问题，既然能源节约可以为大家节省那么多成本，能源节约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环境污染的损失或者是浪费，为什么中国依然是全球能源消耗强度最大的国家之一？其实除了技术的原因之外，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资源低价的政策，使得民众也好、企业也好根本不可能有积极性，他要去主动地节约资源，因为他为节能或节约资源所做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并不能抵消或者是并不能使得他在这方面的努力能够使他和其他竞争者的竞争过程当中获得某种优势。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可能也是我们今天探讨环境经济政策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和起点。
　　其实这张片子我经常告诉我的学生，这张片子你们看了十年、十一年，但每一次都在谈中国环境管理制度必须转型，怎么样转型？转型到什么地方？第一、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计划经济的国家。第二、中国本身现行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使得单纯依靠政府的管理手段和政策无法解决我们现在面临的如此严峻的环境问题。第三、环境质量是人的最基本权利的体现形式，它是我们福利当中的一个部分。对于这样的一种公共品我很高兴今天樊纲上午也一直在提环境作为一个公共品，对于每一个人的重要，在这样一种特点之下，环境政策必然要走向一个新的阶段，使得你的政策能够影响到一个社会，向着一个我们大家都期望的方向去走，而不是这个社会仅向部分利益集团或部分部门，或部分主体所期望的方向在走。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
　　今天上午其实也谈到了关于中国的环境成本、环境保护活动是否对中国经济带来了成本，或者是中国经济发展是否是以环境为代价的。我想有几个问题是特别需要再次强调或者是分析的。第一、如果我们刚才谈到环境至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所共同享有的资源。第二、它能够给我们提供某种有用性的东西，那这意味着它不仅仅是资源，它是资产、它是财富。可是同样别忘了，任何一个企业、任何一个个体，在运用环境资源的过程当中会怎么样，会有一个价值增值。任何一个价值增值的东西都是资本，如果是资本就意味着它在消耗过程中会有回报，而这个回报归属于谁，谁来承担了这个过程中的成本，谁来获得了这个使用过程当中所获得的利益，就使得环境的问题势必不仅仅有一个有效配置的问题，也有一个公平配置的问题。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人，你在使用环境资源的过程中，因为你后面是要获益的，并且你的获益是以影响另外一个人或另外一群人的使用或消费为前提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环境或者是自然资源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有几个最基本的原则是需要恪守的。第一是保护、恢复和建设者应该在这个过程当中受益。第二是使用者、利用环境的人需要支付必要的成本，企业去购买生产资料需要花钱、需要付出代价，你利用环境资源，自然也应该付出代价。再一个就是破坏者需要对它所造成的破坏进行补偿，受益者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从环境质量的改善过程当中所获得的好处，你应该为此而支付。而这一点在中国的区域环境管理当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和尤其重要。
　　我经常会说一句让北京市非常反感的话，他们知道，任何一个大城市对周边一定有巨大的带动作用。可是中国区域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经常提到北京周边贫困带，每一年的6月份、5月份的时候，山西和河北的农民要敲锣打鼓、满心欢喜地把自己的灌溉渠道的闸门关上，为首都人民送水。你们觉得这公平吗？而这样一种问题体现的是什么？并不是说我是有意要去欺诈山西和河北。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没有体现基本的权利保障以及基于基本权利保障的支付机制。这个是什么？这是一个经济政策。
　　我们再看一个数字，我只能引用官方数字，这是中国在2006年完成的一个官方研究报告，说中国的虚拟治理成本占GDP的3.05%。什么意思？是说如果中国要消除当年产生的环境污染增量的话，需要的实际成本支出，这是你的实际支出。如果不去治理的话会导致的环境损害是什么呢？最大达到13%。当然有一些数据可能会有争议，但是这里提出来中国现在的环境保护投资的水平是1.5%。这意味着什么？怎么去解读这个数据，我看了很多的解读，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是我想如果你去比较的话，假设我们相信这些数据是真的话，这意味着什么？中国历年来投入到环境保护方面的投资既无法解决新增的问题，也无法解决存量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进行政策和制度变革的时候，首先要判断清楚我们到底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现实。你必须在一个现实的基础之上去讨论问题。这个现实是什么？中国的环境问题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什么地方得到了好转，而在多大程度上又有多大的范围里面是在恶化着，这是值得每一个人探讨和思考的问题。
　　如果我们说在面对着这个社会的不断发展，然后人们的环境意识的提高，最重要的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我想我们现在再也不会讳言中国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和社会结构的集团。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意味着什么呢？环境政策单纯依靠政府自上而下的管制恐怕是不够的。第二，务必要清楚地知道，无论是公众还是企业，他们需要具有一种灵活性的政策，而不是你告诉他他必须只能怎么做。因为当政府决定要让他的政策对象必须且只能怎么做的时候，社会有的时候会因此付出代价的。
　　当然，短期的措施是另外一回事。所谓短期的措施是什么？比如说在北京奥运会期间，为了保证瞬间的空气质量的改善，你可以要求公众按照单双号的方式进行车辆的控制。大家想象一下，如果这样的政策持续到明年、后年，第一个结果就是众多的家庭在现在北京市的人均收入增长如此之快的情况之下，我们也做过调查，5、60%的家庭会买第二辆车。第二个问题是想没想过一方面鼓励大家去买车，另外一方面不要大家去用车。这个恐怕会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我说首先问题是该不该控制，第二是怎么样去控制的问题。在长期来讲，环境政策势必要从政府想象的良好愿望的角度变为要调动群众和企业的积极性。
　　在中国来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现实，中国的环境保护制度的变革过程当中必须考虑的，就是中国这么多年来，我们从建国以来开始推行的经济二元化的发展模式，直到现在，也依然如此。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它的结果是，首先我们因为东南沿海的快速增长带动了全国的快速增长。但是在这个同时，我们发现中国经济的不均衡的特征比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区域都更加严重，这种不平衡，包括区域的、产业的、社会群体的、城市和乡村的，我不需要再详细说。在这种不均衡的情况之下，它很可能出现的危险是什么？污染的转移和迁移。
　　如果我这个产业在山东不允许生产的，但是我挪到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允不允许它继续在那儿进行生产？如果不允许它的话我们还有另外一种办法，我们说西部地区是中国最重要的生态脆弱区和生态资源最重要的一个区域。那么它应该放弃经济的某种增长模式，为我们保住那“一盆水”。但是这里边同样的问题，我们是该仅支付它造林的成本还是应该支付它放弃了它原本可以发展的权益，但是为了全民的资产他放弃了这种机会，这种机会要不要补偿？第三，我们是应该直接把钱给到个人，还是说这里应该有一个良好的制度安排，这个地区缺的是什么？是钱还是一个基本的制度安排。这都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恐怕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刚才我谈到，如果我们用那几个数据一看就知道，这大概是五、六年前的片子，什么时候把这些片子从我的报告当中删除，我会感到非常高兴。
　　中国的问题，一个是存量问题，一个是增量问题。存量没有解决，增量不断增加，然后增量是增了10%，我们解决了8%，也有可能是12%。因为从去年环保局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的环境污染弹性在2007年出现了拐点。这个拐点是什么？从2002-2005年期间，中国的单位的GDP的增幅导致的环境污染是在增加的，到2007年才下降。污染弹性增加是什么意思？每一个GDP的增加，它的污染增幅是超过了它的同期的GDP的增幅比例。当然，我们希望2007年的拐点是真正的拐点，使得我们不需要再谈新增的增量的问题。
　　环境问题永远都是这样，从简单的到复杂，从局部的到全面的。中国现在就处在从传统到现代。人家是几百年前的现状到最现代的现状，然后从局地的环境问题到全球的环境问题，只要你谈到环境问题，无法把它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全球问题脱离开来，更何况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不仅仅是一个配置效率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分配效益的问题，就是我谈到效率和公平的问题。而在这个过程中最需要关注的就是中国的生存性的环境权益和生产、和发展性发展权益之间的激烈的冲突和矛盾，这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深圳要发展经济，但是你很可能要用到另外一些地方的某一种资源，而这种资源又恰恰是那些地区人的生存性的基本保障。这种情况现在在中国现在社会分化这种情况下，势必在短时间蕴育出很不稳定的因素。因此，在去年的时候国家环保总局周局长的话，这里我更愿意说引用了一句官方的话，第一、中国在现在到未来的十五年时间，中国环境污染带来的影响，环境问题将会不断严重，并且持续十五年左右的时间。这是第一句话。我们谈的是损失的概念，98年大洪水如果发生在2008年我们可以计算损失是多少，同样强度的。第二个高峰是什么呢？是环境风险发生的频率不断增加，刚才别涛已经放了，所以我就不再说了。第三个是因环境问题导致的社会冲突将不断加剧。别涛刚才没有讲的是中国从2000年以来因环境问题导致的群体性事件的增加是每年27%。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单纯就环境谈环境，或就经济谈经济，就中国问题谈中国问题似乎都不够。因为所有的问题当中都在于中国人讲权衡和拿捏，这确实是考验中国领导人的智慧，也考验每一个中国人的智慧。因为在目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势必要在短期、长期、局部、整体、各种利益集团之间取得均衡和妥协。妥协是这个社会当中在环境政策方面非常重要的一关，要过。因为没有妥协的政策最终要么就执行了没有用，要么就不会被执行。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觉得Robert刚才谈得非常重要的一点，类似节能的东西是双赢和多赢的选择，你势必要寻找到这一点，但问题是这一点在哪儿、为什么存在、怎么样它才能存在，没有一种合理的价格机制，可能会形成吗？双赢的选择有可能是形不成的。所以需要有一个政策。
　　对于中国来讲，前一段时间我们一直谈到要强调绿色GDP，但是对于中国目前来讲我更愿意谈的是怎么样从追求GDP到实现经济的绿化，但是我们看到，我们喊了很多口号，但是这些问题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决，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些问题必然要得到解决以后才有可能实现经济的绿化。第一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现有的经济制度，现有的环境管理制度能帮助我们实现经济绿化吗？第二是资源的低价和无价的状态，它一定会导致低效率的配置，它一定是浪费的，因为我们在北京做的调查已经非常清楚地显示出这一点。第三是生态服务流不能够在市场和政府的运行当中体现出来那谁还会愿意为你保护三江源头，当然你要拿一个尚方宝剑天天逼着他愿意做，但是跟我们教育孩子一样，如果那个行为不是发自于内心，永远不可能持久。再有一个，绿色的经济在中国现有的制度安排之下在多大程度上有竞争优势，还是因为某些价格因素的导引，或者是政策的不能有效执行，使得它反而具有了竞争性劣势。中国环境政策和很多与环境、与资源相关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往往体现出一个特征。很高兴樊纲也用了同样一个词，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的特征，如果违法者不能够得到惩罚，道理非常之简单，只是我们都不愿意去承认，我们都愿意看到的是皇帝的新衣。这个我就不再说了，这是我曾经写过的一篇文章，也被很多人批判了很多次。我觉得学者的任务不是老夸政策，我们夸政策的时间足够多，但是学者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发现问题，大家各有不同的定位。
　　我想中国未来环境经济政策的改革，包括对珠三角和深圳而言，很重要的第一是一定要强调制度保障，这种制度保障的目标不是一个环境管理目标的实现，不是总量控制它多少，首先一定是你要使得绿色经济或绿化的经济主份要有竞争性，一定要避免劣币驱逐良币。
　　推进环境经济政策的革新，首先最核心的要义就是要有适宜的价格，而这个价格不仅仅是企业的生产成本，还要反映资源成本和环境成本。体现了三个原则：不仅仅是我们现在讲污染者支付，污染者和受益者支付。要么重建，依据价格，要么从量，但是哪一种政策手段适用于什么地方是需要谨慎考量的。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国际上包括国内目前在探讨的核心重点和要点，从规制到经济手段的要点。
　　对几个问题的思考，很多人谈到现在进行价格改革合适吗？其实目前是一个最适合经营性环境、资源相关价格改革的时期。第一、通过税收中性的方式，使得降低所得税，增加资源和环境税，恰巧能够抵御CPI的影响，也能使得那些节能的公司有更好的可能性。第二是政策是要新和全还是要它有效？回答是一定的。第三大家关注提价以后对穷人是不是造成了影响，我只能讲我的观点：第一、不提价对穷人造成的影响最大，因为你根本没有什么资源去占用低价的资源。第二、价格政策的调整是可以通过聪明的定价政策来使得穷人得到保护，比如说阶梯式的定价方式，很遗憾这样的一条被新的循环经济法取消了，但后来澄清说不是不做，而是我们不去推广来做。
　　还有一个是为什么强调激励式的措施，它是强调政策的长效机制和长期的效果，来真正使得中国的环境保护和相关的公共管理政策从运动式的到常规化的管理，最后到规范化的管理，最终依然是建立一个良币驱逐劣币的市场，而不是反过来。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