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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权威主义”研究概述

  [摘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我国的学术界掀起了一场以“新权威主义”为核心的讨论,这场讨论因其特定的国内外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以及讨论中所涉及到的中国的改革方向等敏感问题在学术界和政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虽然与“新权威主义”话语有关的争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已近偃旗息鼓,少有人在使用“新权威主义”概念范畴本身做出创新和延伸,但这一争论过程中提出的对于中国未来改革发展的建议中所涉及的各个领域和问题至今仍是学术界和政治家们关注的焦点。本文拟从对权威主义、新权威主义相关争论的背景、主要观点和其讨论领域的延伸几个部分的研究所做出的一个大致的梳理中,考察相关研究领域中的观点和趋势,希望能够抛砖引玉,为日后研究打下基础。
  关键词: 新权威主义 研究综述
  一、引言
  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学术界内展开了一场关于“新权威主义”的争论。针对当时学术界盛行的自由民主的观点,基于国内改革开放进程中一系列问题浮出水面,以及我国的政治传统和当时国际范围内关于民主政体和权威政体相关学术研究的趋势和经验,一些学者从学术角度、政治术语角度提出了“新权威主义”这一概念,指出在中国社会当时的情况下需要建立强有力的有现代化导向的权威政治(见萧功秦《历史拒绝浪漫: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崛起》)推行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首当其冲的现代化改革。尽管在涉及“新权威主义”术语的群体内部,有关“新权威主义”的概念理解不同,关注问题的层次角度也有途径上的差别,其论证方式、所针对的自由主义的问题也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具有相似的集权(或半集权)的政治主张,并且随着民主观念对现代化进程正面和负面效应的研究全面地被引入中国,“新权威主义”者也都支持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最终将纳入民主化的潮流中的观点,并在其后对这种民主做出了自己的阐释。把持有这些相似观点的人归纳在一起,可以集中地反映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国知识分子来考虑我国未来走向时以及民主制度改革中所遇到的大部分问题。
  在这次争论之前,整个八十年代的后半叶,学术界已经开始了相关的国外理论引进、国内传统的梳理和相关国家经验的实证研究。这些观点一部分成为当时自由民主派的理论依据,一部分成为反对其的持“新权威主义”主张的学者的理智资源。在这次争论之后,尽管“新权威主义”这个概念逐渐演变成为具有学术史意义,但从新权威主义主张中引申出来的对中国政治体制各种问题的关注的相关研究仍旧是学术界和政界今天所关注的主题。
  本文从80年代末这次争论的形成背景、争论的相关论点以及后续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相关领域的研究概述权威主义、新权威主义的理论发展脉络。
  二、八十年代末有关“新权威主义”的学术讨论背景概述
  (一)国内政治、经济、社会背景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十年,思想的开放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冲击着我国原有的社会格局。到八十年代末,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政策运行的影响和结果初现端倪,解放思想的观念也深入人心,并在知识分子当中开花结果。但同时,社会的运行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市场经济的改革在带来机会的同时因为缺乏经验和成熟管理也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混乱,改革开放所伴生的一系列问题逐渐地浮出水面。如萧功秦在《走向成熟:中国改革的反思与展望》一文中就指出了改革早期可能出现的恶性循环。除了政治上权威的流失,经济上出现的危机外,由社会群体间差异造成了社会秩序所面临的失范和文化上同传统出现的某种断裂也逐渐的表现出来。相关的评论我国改革早期经验领域的文献对这一时代的归纳和总结涉及到了这一时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等等各个方面。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知识分子开始思索、忧虑中国未来的道路应该怎样走。在市场经济改革同时伴随的体制改革中,核心是权力下放,但伴随和这种权力下放带来的权威流失格外为学者们所关注。后来的学者认为,除了一些认为中国应该彻底推行自由民主的极端观点外,当时大部分卷入这场学术争论的学者的成熟的观点都可以归结为国家权威的重建,只是一部分人希望选择选举等民主措施的方式,注重过程;而另一部分人希望可以寻找强大的新权威推行改革进程,关注结果。
  (二)国际学术和经验研究背景
  89年那场学术争论同时也具有很复杂的外来背景,苏联东欧改革压力,尤其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东亚四小龙经济起飞时所伴随的政治范式以及西方当代政治学说都深刻的影响了当时那场讨论的走向和趋势。
  1、关于民主危机研究
  国内兴起的“新权威主义”的思潮理论上与国际学术潮流中民主化理论和权威主义的相关研究有密切的联系,从这两方面的不同角度汲取理论营养。大批与民主制度有关的研究同时涌入中国学界,现代民主政治、经验主义民主等概念逐渐被国人所了解。很多学者开始关心如何学习和借鉴国际学术界已有的民主政治体制和民主化概念理论和经验。随着民主化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同时遇到的种种危机,一系列研究民主危机、民主的其他路径的相关研究也随之引入中国。在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谈到,在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为了政治安定,有时也可以实行一党专制。民主只不过是形成权威的方法之一,并非可以普遍使用。其所提出的权利与自由,权威与民主,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平衡问题,是关于民主制度运转之争辩的一贯性主题。虽然亨廷顿等人关于民主危机的研究是站在民主制度相对运行良好的政体中民主危机的研究框架中阐释民主的其他可行性办法,其对民主的悲观看法也在其后的一系列著作和文章中得到矫正,但其对民主制度的批评和其他民主道路的启发至少在当时对国人还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威权主义类型学研究
  根据陈尧在《新权威主义政权的转型》一书中的梳理,威权主义理论的发展理路可归纳为20世纪30年代沃格林提出权威主义国家概念;60年代萨托利将其阐释为与民主政治相对意义上一种政权类型;后居安?林茨和吉力摩?奥唐奈等在拉丁美洲、南欧研究中赋予权威主义新内涵。但当时学术界对于这一概念在使用上被简单理解为反对个人自由的权威原则的信仰。
  一般的政治社会学教程如安东尼?奥罗姆所著的《政治社会学导论》中,把政治统治的基本形式划分作现代世界的民主政体、极权政体和威权政体几种类型。在爱德华?希尔斯用类型学方法区分不同类型的寡头统治形式的研究中,所归纳了许多发展中国家政体特征:领导人以一种近乎独裁的方式进行统治的趋势;这些领导人致力于促进他们国家的经济发展——被认为是权威主义政权的特点。
  典型的研究如吉力摩?奥唐奈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巴西和阿根廷境况中概括出了官僚威权政体这一概念。更多的学者则从威权主义意味着这些政体缺乏对拥有广泛、平等的参政权的代表们进行经常性的、自由的和公平的选举,也缺乏能对由选举产生的国会负责的国家机构的角度论述威权主义的内涵。
  其他一些学者对新权威主义做出类型上的划分,如M.沙林、R.C.麦克里迪斯、A.泼尔马特和L.莫利诺(Leonardo Morlino)等人,其中阿尔蒙德和鲍威尔在《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一书中列举了对新权威主义政权的分类和居安?林茨在《变动中的民主》一书中从国家-社会关系以及有限多元论的权威主义概念来区分出当时拉美和欧洲的新权威主义的两种划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3、新权威主义与传统极权主义之区别
  在学界,传统的集权主义与新权威主义的概念使用具有特征上的差异。概括而言,新权威主义政权与传统集权政权相比,新权威主义政权控制的社会一般已经或正在进入现代化进程,民众动员入政治生活;其权利也并非完全的私人化;具有现代化取向和以宪法、法律名义进行统治,存在形式上的代议机构和利益表达机构等。
  4、权威主义的经验研究
  另外,相关的以国家权威主义政权为研究对象的讨论早期见于对南欧、拉美地区民主化进程的研究中,随后非洲地区因大量民主国家兴起、殖民地独立带来了研究跨阶段民主化研究资源,进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其政权形式之间可能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吸引了大部分学者的兴趣,直到八十年代后半叶,苏联体制改革又引发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规模讨论。这些研究从理论的阐发到经验的积累,尤其是东亚地区国家和苏联改革鲜活的国情的例证给国内学者们产生很大的影响和导向。这一倾向可见于八十年代中后期乃至今天学术界理论界对这些地区与我国国情相似性、可借鉴性和差异性的讨论。
  (三)小结
  上述讨论的有关国外学术界对于权威主义和新权威主义的概念的界定和论述,在八十年代末所有涉及“新权威主义”与“民主现行论”的这次讨论的背景中,只是作为一个起到一定辅助作用的外因,相对而言可能也只是具有一定的学术史意义。在当时讨论的过程中最为关键的还是国内的国情——改革背景和对亚洲地区及苏联改革的经验借鉴。观察当时有关讨论和近期对当时讨论的追述可以发现,国内在论述新权威主义时与当时和后来引入的新权威主义的概念有一定的区别,更多的是观念的引入而非学理上的照搬。整个这次八十年代末的争论的背景具有明显的冲击和矛盾的特征。
  三、“新权威主义”争论的主要观点
  (一)大致走向及过程(程序和态度)
  这次争论在时间走向上大致可以从1986年,经济改革导致地方经济紊乱和物价失控,知识界要求中央严厉制衡地方经济活动开始,86年王沪宁在其演讲中力陈改革中必须由中央权力的必要集中,88年张炳九在北京的演讲中也主张我国现阶段采用半集权式的政治体制,强有力的领导人物强制性的推进现代化比马上实行彻底民主更为可行;吴稼祥(时任中共办公厅政策研究部干部)认为中国目前就需要一个君主立宪式的开明专制。但当时因为国内的改革和自由民主的学术背景该观点饱受质疑并被搁置。这一时期,国内主要的舆论偏向民主自由方向,权威主义和集权政治并不能产生大的影响。88年,萧功秦第一次使用了“新权威主义”这一概念,随后一些北京的青年学者开始使用新权威主义作为一个政治概念表述下述观点:民主政治只有在经济条件成熟时才有实现的可能性,中国改革的当前阶段应该建立的是一种强有力的新权威来应付现代化的挑战,并在中国政治生活中产生影响的。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国内学术界开始了以“新权威主义”和“民主现行论”等观点为核心的争论,此时国内的市场经济和体制改革出现的问题扩大了新权威主义的呼声,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新权威主义内部也以南北两派为代表有不同的见解。89年后到90年代最初几年,在海外的一些学术期刊杂志上还散见一些相关的总结这次学术争论的文章,以海外或滞留海外的学者的声音看,大部分是关于民主自由的呼声,支持新权威主义的论述进入低谷。但值得注意的是,从上个世纪最后十年到本世纪初几年的时间里,国内主流话语虽然不再提及“新权威主义”,但实际上相关的几次学术讨论或是体制改革研究的核心还是“新权威主义”关注的主要问题,只是关注的核心从是否采用新权威主义推行市场经济和民主体制改革的问题,转变为如何以“新权威主义”的论调强力推进我国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以及“新权威主义”引导的改革对于我国社会制度、国家结构产生的影响和“新权威主义”在新时期强制推进改革外的社会功能。
  (二)89年左右争论中主要人物及观点
  1、概述
  对于这场争论的主要观点,详见于齐墨编著的《新权威主义——对中国大陆未来命运的论争》和刘军、李林主编的《新权威主义——对改革理论纲领的论争》以及公羊编著的《思潮》等著作,前两者集结了89年、90年左右主流报纸上对“新权威主义”这一观念的探讨和争论,后者则从九十年代学者的角度对80年代末的那场争论做出评价。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当时的学者对于民主化在中国所要走的道路的设计和建议。这场争论主要是有两派观点引出的(此观点见萧功秦,《过渡权威论与中国的改革运动》):一派观点认为经济改革必须以多元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为先导,只有加快推进多元民主制度和地方分权的政治改革,并以此来制衡社会腐败尤其是官员腐败现象才是中国现代化成功的基本前提(民主制衡论或民主先导论)。另一种认为多元民主和地方自治,不是当前改革的前提,而是改革所带动的社会经济变迁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产生的自然逻辑的结果,而建立一种强有力的,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治权威来制止社会腐败和无序化状态,并推动社会经济变迁,才是中国现代化成功的基本前提(权威制衡论)。论战的一方以张炳九、吴稼祥、萧功秦、杨百揆等专家学者和官员为代表主张实行新权威主义,另一方以荣剑、秦晓鹰、黄万盛、于浩成、王逸舟、韩水法等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为代表强烈反对新权威主义主张实行多元民主政治。 新权威主义者将自己称为“稳健的民主派”,而将对方称为“激进的民主派”。
  2、对新权威主义政治体制的立场支持
  ⑴王沪宁:在1986年的报告中力陈改革中必须由中央权力的必要集中。
  ⑵张炳九:从开始就主张我国现阶段采用半集权式的政治体制。在1988年初,新旧体制僵持之际,重申:在目前条件下有一些强有力的领导人物强制性的推进现代化比马上实行彻底民主更为可行,当务之急是使社会生活两重化,即经济上实行自由企业制;政治上实行集权制,以期为多元民主制创造条件。他还指出,新权威主义同已知的某些激进主张的区别,在于途径的选择而非中国是否要发展市场经济和确立民主政治。
  ⑶戴晴:认为中国大陆改革和现代化需要政治强人。
  ⑷张永成:在《也谈“权威”》一文中提到讨论和明确权威问题在改革问题的必然性。认为改革提高了社会活力的同时使控制社会难度提高,权力下放过程没有和实施对权力制约同步,进而权力丧失会影响改革措施的实施。在此基础上,他认为权力下放的同时更需高一级权力制约,以防止权力滥用,防止短期投机,并完成更大范围内协调统一。同时提出个人权威同职能权威相互补充可能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民主体制改革之路,并指出能否实现这样的体系设计取决于科层民主和科学的程度。
  ⑸杨百揆:在《政治发展中的民主和权威》一文中阐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需要过渡,首先进行民主政治体制改革必然带来矛盾,而且这种过渡需要“开明”的“新”的政权。
  ⑹吴稼祥:在其发表的《新权威主义评述》、《再谈新权威主义》、《新权威主义研究提纲》等文章中系统地阐述了其对于新权威主义的认识和对当时各种新权威主义持有者观点的评价,提倡以新权威主义的行使实行一种稳健民主的目的。认为他们强调的新权威主义与传统集权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不是在剥夺个人自由基础上建立专制的权威,而使用权威来粉碎个人自由发展的障碍以保障个人自由。
  吴稼祥认为新权威主义注重的关键不是政体而是领袖(以及决策集团);强调个人自由是经济自由。阐述新权威主义的基本纲领是市场经济,致力于在社会转型阶段形成解决重大社会难题和摆脱社会危机的政治力量;关心传统社会在旧权威衰落后社会权力资源的再分配方式,并关注国情。针对当时改革中集权政治出现的一系列弊端,吴稼祥认为官场权力垄断不可能有经济自由,发展商品经济会导致混乱;需强大权威将官场、市场隔离开,即荣剑“政治经济二元化”排除政治权力对市场干扰,实行平等自由竞争。新权威必须提供经济无法提供的保证经济自由发展的客观条件,如强制的资本积累、资源有效配置、法律秩序等。在中国的国情下,市场化需要新权威。国际经验中也没有任何国家提供过首先建立现代化议会民主政体可以反过来更快地推进经济发展和市场化的成功例证。
  在支持新权威主义的同时,吴稼祥也同时关注民主政体对中国未来道路可能产生的影响。在他看来基于权威政权的两面性,对新权威要保持民主压力,尤其应该积极利用在人大和政协中的民主活动,来防止新权威向旧权威蜕化。
  ⑺萧功秦:对于“新权威主义”这一概念,萧功秦自认为是从学理角度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他对“新权威主义”的界定更趋近于国际学术界的讨论范畴。认为新兴国家在实行自由民主制时,由于不发达国家自身实施民主条件贫弱,新权威主义具有一定合理性。
  萧功秦也注意到了新权威主义对民主化进程的阻碍问题,他也支持民主政体的最终目标的,并认为在中国,基于可以作为一种与现政权保持相当距离的独立社会力量构成——与强人政权抗衡局面,防止新权威主义政治腐化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包括市民阶层的联盟没有形成这一点,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甚至还不具备施行新权威主义政治形态的背景和条件。选择新权威主义虽然是必然之举,但也有风险和困难,这也是其将新权威主义视为过渡性体制的原因。
  根据萧功秦先生自己所作的总结,他认为89年左右大陆的新权威主义思潮中内部存在着南派(萧功秦)和北派(吴稼祥、张炳九)的划分,两派在商品经济优先发展、建立强有力的有现代化导向的权威政治来些调整合社会秩序等方面存在共同点。但萧功秦同时也认为两派间也存在着很大区别:
  ①北派新权威主义具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南派则是一种学术理论主张;
  ②双方在如何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具体思路上截然不同,北派倾向于西方制度与体制可经由行政手段人为、快速的搬用到中国取代旧体制,其阻力仅仅来自于思想阻力,需要通过建立新权威排斥这种阻力;而南派的新权威主义则认为搬用西方的自由市场制度或民主政治体制,均会导致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严重脱序,进而政治激进主义也将会因此导致主导改革的政府权威的急剧流失,主张政府应通过适当加强宏观控制来稳定社会秩序,防止社会失范进一步加剧。
  基于上述两点,萧功秦认为某种程度上讲,北派只是激进的经济自由主义的一个变种;而南派的矛头则是针对政治上与经济上的激进主义的,可以归入到新保守主义的范畴。
  一九八八年底到一九八九年初的新权威主义论战是一次完全自发的有关中国现代化命运选择的学术讨论。尽管现在这场讨论已趋沉寂,但是这场讨论提出的核心问题——中国在走向市场经济的改革时代的权威与自由的关系问题是当代与未来几代中国人无法回避的根本问题。
  3、对新权威主义的否定
  ⑻荣剑:认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在客观上需要政治上的相对集权,但又必须尽快完成从集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变。在其《中国现代化需要集权政治吗?》、《新权威主义在中国是否可行》等文章中,他批驳了简单的认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经济自由化(市场化、商品化)只能在政治集权条件下实现,当前政治领域中进行主要改革将不是全面推进政治民主化,而是实行必要政制集权和政治垄断”的观点。荣剑认为中国目前不具备新权威主义存在条件——政治经济分离。同时,中国所有制问题尚未解决;中国传统体制产生的影响;中央地方矛盾,条块分割,集权与分权存在矛盾;以及世界性民主化浪潮带来的人民民主的觉醒等等一系列条件都带来了在中国实行新权威主义的不利因素。由此,国家不仅经济体制需要改革,还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⑼陈新权:在《现代化中的政治民主与权威》一文中,陈新权阐发民主政治的本质是确立一种合理的权威的观点。新权威主义在我国无论作为政治改革总体目标或短期目标、过渡形式都不可取。其理由是我国历史政治上主导是专制和集权的历史条件便于建立旧有的“权威政治”;而且重建新权威政治在我国对外开放可能会令我国与其他民主国家交往中受挫。应把冲破政治、经济、文化高度一体化格局,强化法制、淡化政治以及政治生活自身的民主化看作解决问题建设民主的关键。
  ⑽黄万盛:在《新权威主义批判答问录》一文中,黄万盛把新权威主义看作是专制主义旧梦重温。认为新权威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目前中国改革应依赖于一个有力专制政体强制推行改革;把对中国整体改革抱有民主民主化的要求指责为浪漫主义;认为民主会导致总过混乱;中国下层社会不会使用民主;“五四”选择科学、民主是情绪主义,东亚经验是政治集权,经济起飞;中国需开明专制,须铁腕人物,强调民主化削弱了权力,造成了普遍腐败;而且与民主思想相比,这些观点存在较大实践可能性。总体来讲,新权威主义基本观点是在中国民主行不通,基础不是建立在民主制度上的,而是否定了民主。把民主制则为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空想,新权威主义把新专制主义修饰为权威。
  黄万盛认为,对民主的不可操作的批评是不对的,民主既有理想层次,也有其体制方面的——相应的社会制度层次。民主制度中也许统计学多数不是最好的,但可以防止最坏的。对民主结果不应抱一种真理性的高级要求,只要求民主的合理性程序。专制与民主的区别不仅在体制上,也表现在权力性质设定上,民主观念认为,权力是恶的,新权威主义要求一个高的专制权威但不证明其合理性。
  ⑾许良英:在《中国的反民主逆流》一文中直接指出民主没有阶级性、没有国界,是人性的体现。东方特色是专制烙印,同民主是不相容的。民主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础和前提,应该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国之本。新权威主义是一股反民主逆流,以“新权威主义”、“精英统治”、“强人政治”、“开明专制”等名词出台,把民主与“大民主”和“痞子运动”混为一谈,或把后两者称为“无政府主义式的民主”。他所引用的民主概念的基本组成部分是法治,凡由多数公民(或公民自由选的代表)做出的决定(主要指宪法、法律、法规),任何人不得违犯。
  ⑿邵燕祥也在《中国需要皇帝吗?》一文中指出中国现有的经验证明,绝对权威导致生产凋敝,同时,过分强调经济发展促进民主的论调在现代化问题上可能逐渐产生一种唯经济与泛经济观点。
  ⒀李泽厚:在《新权威主义与现代化》指出,精英治国并非新权威,现代化民主国家就是精英治国,所谓新权威只能是个人独裁。从历史上看,通过政治上高度集权即可以走向现代化,如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新加坡、台湾、韩国等亚洲地区,铁腕领袖的好处是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但实行集权政治、个人独裁、建立权威主义并不必然就实现现代化。李泽厚主张建立权威性,但指的是建立现代法律的权威。
  ⒁于光华:在《新权威主义的社会基础及幻想》一文中指出就权威主义而论,在有深厚的君主专制传统的中国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新权威主义是在旧权威主义破灭之后产生的。来自知识界的精英,首先否定了苏联经济模式,也肯定了自由企业制度的优越性。但中国不具备实行新权威主义的政治条件,当务之急是树立民主法治权威。
  ⒂吕嘉民则在《空想与深化危机的理论:新权威主义》一文中分析台湾、韩国例子与中国国情的区别,并指出新权威主义之下会造成权力黑市不断扩张,其负效应大于正效应。
  ⒃陈云根在《为中共新权威主义盖棺》一文中指出经济改革给国家带来的多重危机,剖析了东亚经济奇迹的原因有其特定的历史因素是殖民时代(日治或英治)留下的法制体系、同质化的劳动人口和出口主导的外向型经济。脱离这些历史条件,盲目的集中政治权利,并不一定加快经济建设。而且四小龙有一些后遗症:工运抬头、反对党的挑战、福利国家运动、环保运动,以及国外保护主义反倾销政策和放缓技术转让等。亨廷顿的权威主义实际上反映的是英美近年来的“新保守主义”的呼声,学理上权威主义来源自韦伯的政治理论,其强人和高效率的行政体系是分不开的。除了欠缺独立的中产阶级交托新权力外,原有的政治经济一体化也给经济体制改革带来阻碍。东亚经济奇迹地区的特色是政治经济二元化(互不干扰)、私产法明确,充分防止政府干预;完善的商品经济和市场制度;企业自治、独立法人和强大的自由专业人士是经济自主发展的中坚。种种经验证明中国并没有适合的这些条件。
  ⒄华一夫:从《再评新权威主义》一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另一种样貌的“新权威主义”争论,认为所谓新权威主义这里是指少数知识分子,提出的解决当时中国社会危机的理论方案。主要流行于京、沪两地理论界,赞成这不多,但仍有一定代表性。北京有吴稼祥、张炳九、戴晴等;上海有萧功秦、王沪宁(本人不承认)等。个人所述不同,背景有别。学运爆发后,其代表人物迅速分化,命运各异。
  针对萧功秦的观点,华一夫剖析了新权威主义的历史渊源。鸦片战争以后,在中国对内对外面临的重大压力下,中国向西方学习的仁人志士采取自上而下的全盘改革的行政手段或自下而上的激烈的革命手段,试图把现代工业化社会中只有中产阶级作为载体存在才产生作用的市场商品经济制度及其配套的政治制度全面引入中国的观念。但是由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叶经历的那次断裂,社会上已经不存在独立的中产阶级,没有与商品市场制度配套的载体。由于不具备必要的社会条件,特别是由于中产阶级的缺失,推行民主制度必定造成就权威的迅速流失,而新权威的资源缺乏补充较慢,政府对社会的统治能力北极大削弱,从而爆发经济、政治和精神信仰方面的全面危机。为了防止政府的权威的流逝,现在必须加强政府权力,通过这种被强化的权威来推进后进的、需几代人才能完成的改良过程。力倡目前中国这两代人为了民族未来的繁荣昌盛和开明,做出现世的牺牲。华一夫基本上同意当前中国必须提倡渐进式的改革战略,对反对政治浪漫主义等观点表示赞同。但是他对于政治浪漫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的含义理解与新权威主义有所不同,认为作为人类的基本价值,人权、自由、民主、多元化等等是不可让渡的,是不可由纯粹的经济目标取代的,并反对新权威主义的“中产阶级预成论”。而且华一夫认为,尽管当时知识分子并不能独立有力地承担历史责任,但同其他社会集团相比,无论其基本利益还是观念形态而论仍是中国社会推进现代化的先锋力量,只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公有制下经济和政治未能独立,无法承担对其要求。新权威主义的另一个基本假设是现实的统治权威都具有某种争取国家现代化的善意。除了两个基本假设的证明外,新权威的另一个要害就是是否应该以及如何创建权威的合法性基础。
  ⒅丁学良:在《东亚模式与新权威主义》一文中直指新权威主义的误译,把有权和有权威混为一谈。并分析东亚模式中的政治理性化,在同样是达不到完整民主制水平的中国大陆和民主化之前的东亚社会之间,在政治结构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如政治与经济的结构分化和经济政策的非意识形态化;文官系统的非政治化和专业化;以及知识阶层专业活动的独立性。
  ⒆吴国光:《新权威主义与泛民主主义评析》归纳“新权威主义”主要的两个方面是主张经济自由化优先以及主张用所谓的新权威来推进经济自由化。基于前者而言作者倾向于将其看作自由主义的一个变种。反对新权威主义主要是从后一个方面提出问题,一种观点是主张在抵制私有制的前提下实行民主,这种主张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倾向于以社会主义理论来规范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以此作为实行民主的理由和根据;近期则主张在所谓的混合经济的基础上实现民主(阮铭),吴国光因其尚未讨论成形,称之为泛民主主义。以反对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经济自由化的同时,泛民主主义更激烈的反对新权威主义关于用权为推进现代化的观点。甚至把新权威主义排除在民主理论之外。泛民主主义主张以扩大参与来发展民主。
  (三)小结
  基本上两派之争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在民主制度的最终归宿上持相同观点,以新权威主义作为中国迈向民主的过渡形式在争论后期得到了新权威主义者内部的共识,两派争论的核心问题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⑴体制改革的发展顺序上,是应该首先最大限度的发展各项经济目标还是政治目标。秩序与民主、增长和平等之间的优先顺序至今仍是包括政治学家、经济学者在内的大部分人讨论的问题。
  ⑵民主现行论者认为国内极不具备实行民主的充分条件,也不具备实行新权威主义的基本条件,应该解放思想、改革体制来从政治体制上创造民主政治的形式和条件;新权威主义者则认为在国内虽然不具备民主政治和权威政治的充分运行条件,但我国当时正处在权威政治的作为统治有利资源的时间点上,采用权威政治作为途径能够更快、更稳定地实现经济和政治目标。
  上述概述的是在89年左右参与讨论的人物的主要观点,90年以后,基于权威主义的敏感性,在国内一段时期内鲜有人再涉及这一论题,主要是一些学者在海外发表进一步的阐释,而这些论述在政治事件刺激之后又多支持民主自由,激烈反对权威政治。上世纪九十年代仍旧是一个思想不断撞击、摩擦的时代,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思想自由也逐渐演变的更有理智和针对性。在整个九十年代,虽然国内已经没有关于新权威主义的概括性动议,但是九十年代因为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所引出的各种探讨、政论、批评所围绕的还是当时新权威主义所关心的问题。尤其是进入新的世纪之后,当“新权威主义”作为一段学术史,一座有学者自发引出的学术争论的里程碑被再度提及的时候,其所具有的已经不再仅仅是对当时社会的导向意义。
  四、九十年代以来新权威主义的演变
  90年代以来,以新权威主义为问题核心的学术争论已为鲜见,但与80年代末那次新权威主义的大讨论相关领域内的研究还是层出不穷。当代学者站在超越当年的理论和实践高点上总结评述这次新权威主义之争,综合争论双方的各种观点、态度,在探讨我国当时的改革之路的经验教训和阐发今后我国改革道路的问题中更具有启发意义和说服力。
  当代学者中尽管很少有人以权威主义为自己的理论观点加以标识,但某种程度上认同权威、针对“权威”历史和渊源及其影响的研究很多,这种趋势一方面体现在对我国权威主义历史的研究,一方面体现在我国现有国情与西方自由民主精神产生的土壤相比的特殊性的研究。
  秦晓鹰在其《跳出历史的恶性循环——中国三次关于权威主义论战》一文中不仅列举了我国89年左右两股思潮的主要观点,还系统阐述了在89年之前我国关于权威主义传统几次比较明显的争论。
  第一阶段,指的是辛亥革命-五四运动阶段。当时主张权威最烈者为袁世凯和筹安会(杨度等)等,认为自由平等共和是为中国政治紊乱三大要素。康有为认为他在戊戌变法时主张立宪是“不察国情之巨谬”。但其代表人物中杨度晚年立场转变。
  第二阶段,是指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以戴季陶的“孔孙道统说”、“民生主义本体说”,梁漱溟的“东西文化说”,周毓英的“社会主义说”等为主体的阶段。戴季陶认为民生、民权、民族并不是并列的;只有民生主义实现后才有民权主义,因此当务之急是发展生产。梁漱溟则认为与西方文化发展相比,中国自古以来已有民享、民有,只是没有民治,所以不需要着急搞民主。周毓英则直接指出与其仰望盲目无能的民众,不如专责于一个英勇贤明的领袖。认为民主制弊端在于互相推诿、牵制,使得内部力量相互抵消。在这一阶段,另一方面鲁迅、宋庆龄、蔡元培、邓演达、胡适、罗隆基,中国人权保障同盟、“人权派”、左联(包括左翼社科联盟)以及中国共产党理论家们一一掀起“新思潮”、“新启蒙运动”。这次争论以“国统区”公民、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合法地位、言论、出版自由在法律上得到某种承认而结束。其结果是中国开始出现民主的形式、民主的许诺和少量的民主内容。
  第三阶段,发生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值中国命运大转折,中国道路大选择之际,以林同济、何永佶、陈铨、雷海宗等历史学家组成“战国策派”,主张要解决中国问题,只有凭借伟大的超人意志和作用才能奏效。蒋介石、陈布雷等,发表权威论调的“中国之命运”,反对资产阶级式民主——主张争取自由的革命,认为卢梭的学说并不合与历史的事实,国人“要实行民主非经长期训练不行”。当时反对的声音发自艾思奇(《极端的唯心论的愚民哲学》)、陆振羽、胡绳、胡风、周恩来(《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等。周恩来指出共产党所主张的就是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国内一切问题,表示其所要求的民主与美国式民主颇为相似,但要加以若干中国化。第三次争论以新政协形式宣告结束。
  对权威主义的渊源研究,一方面为权威主义在我国的自身文化传统中追根溯源,寻找其长期存在的证明;另一方面也勾勒出了这种权威主义在经过与自由民主思潮的不断冲突过程中的演进和变化形态。
  新权威主义在其出现伊始,就因其操作性备受质疑,在马汉茂为《新权威主义——对中国大陆未来命运的论争》一书所作的序言“文化论战应走务实路线”一文中,他指出关于新权威主义论战,学者都注意“正名”的讨论,中国的现代化该不该、能不能通过新权威的集权强人政治走向市场经济道路,似乎只要政治领导决定了市场经济方向,就能把人们带入富裕小康生活。但当代的学者大部分已经跳出了当年讨论中改革进程中是否应该施行权威主义的问题框架,开始讨论在现有国情下,如何实行权威主义才能更好地推进改革和现代化进程的实质性问题,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学者的研究方向出现了转向,关于新权威主义的论题也出现了转换和延伸。
  (一)九十年代以来权威主义论题的转换
  虽然当代已经很难再见到与新权威主义有关的新的论述,在海外学者的舆论中新权威主义也似乎已经被盖棺定论,但实际上新权威主义在国内只是变换了表述的形式。
  在曹沛霖发表的《历史与未来:中国政治制度研究——研究当代中国政府和政治制度四部著作读后感》一文中指出,浦兴祖、张永桃分别主编的《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以及《当代中国政府》、《中国政府与政治》四部著作在90年代初为中国政治领域研究开了个好头,归纳出四本著作从一开始就特别强调研究中国政治制度特色。认为当前“中国需要一个具有权威的强有力的政府”是一个有现实意义的命题,以政治发展角度对政府权威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作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研究权威流失原因和重建权威的途径。在胡伟《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建构新的民族发展理论》一文中,也将其观点表述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推动这个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
  使当代权威主义作为一种“主义”本身话语被削弱的原因还有“少谈些主义,多谈些问题”趋势的影响。九十年代以来,整个学术界开始从改革方向的讨论转向操作性的改革具体制度的讨论。在汪晖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中,他认为,首先,在国家的推动下,改革步伐较之80年代最为开放的时期更为激进,日益深入国际市场在体制上受到的外部规约和商业化、消费文化强大渗透力带来的内部张力,在使国家政府与经济资本关系日益密切的同时,也使知识分子本身原有的社会角色和职业方式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其次,一方面89年一些知识分子西迁,另一方面70年代末期的留学生部分回国,这些有机会深入观察西方社会和西方学术的知识分子与国内知识分子之间观点上产生差异,但知识的生产和学术性活动成为全球化过程的一部分;第三,最重要的是国内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思考其所经历的历史,处于环境压力和自愿选择,大部分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放弃了80年代启蒙知识分子的方式,通过讨论知识规范问题和从事更为专业化的学术研究,明显的转向了职业化的知识运作方式。讨论关涉国家建设道路的实质性问题更容易成为讨论和学术积累的焦点。在黄卫平的《中国大陆正治体制改革理论综述》一文中,他先后提及了李锐、朱厚泽、李慎之、刘吉、王沪宁、茅予轼、胡鞍钢、高放、王长江等一系列在制度讨论中具有重要影响的代表人物。何增科在其《渐进政治改革与民主转型》一文中列举了我国近年来正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混合民主政体的形式。包括咨询型法治政体(潘维);合作主义国家模式(康晓光);民主的国家制度建设(王绍光、胡鞍钢等人);增量民主说(俞可平);民主的法制性体制(王贵秀)。樊百华在其对萧功秦先生观点的评价中,也提到可以与之对话的几种理论,如何新的“新国家主义”、王绍光的“财政集权主义”、金耀基的“政治行政化”(泛政协化)、樊纲和张维迎等人的“富人横财赦免论”、杨帆等人的“国有股缩股让利论”等等或全面或具体的理论。
  (二)九十年代以来新权威主义论题的延伸
  经过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一系列事件和政治、经济、社会条件发展,九十年代以来关于权威主义的讨论重点已经从是否采用权威主义手段推进民主化、现代化的目的转换为如何更好的使用权威主义推进改革和现代化过程,但是在对经济政治转型、国家与社会关系和亚洲模式的经验分析等问题的分析等领域中,现有的研究还是延伸着八十年代末学者所关注的问题核心,只是将分析问题的背景和资源从八十年代移到九十年代,在上述几个学者关心的问题中,对于“权威”的建立、运行和维系的关键点的凸现始终贯穿其中。
  1、从经济政治转型研究看新权威主义的延伸
  (1)经济体制转型
  在经济体制转型的相关研究中,学者们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城乡二元结构及其内部经济改革、新经济形态的产生和经济结构的重组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影响等。基于我国转型前计划经济形态和转型的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西方自由市场经济间的差异,国家和政府在经济体制中的作用和影响始终是研究重点之一。
  90年代以来,经过近二十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如何在既有经验上通过权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方向无疑是学者关注中心,政府对于经济干预的程度和与市场的关系也是学者们阐发论证的主题。陈一谘、王小强、李峻在《建立“硬政府,软经济”的发展模式》一文中提出“硬政府、软经济”的策略。萧功秦在其后期也撰文《“软政权”与分利集团化:现代化的两重陷阱》,指出在市场机制和契约性社会纽带发育尚不成熟的历史条件下,国家保持充沛的权威合法性资源,并运用这种资源来强化指令贯彻的机制是克服“软政权化”基本途径。并认为只有在这种环境条件下一市场为导向的内源性的规范力量才能得以有序地发展和增长,一旦这种市场规范力量发育成熟,便可以逐步的取代原县单纯由权威政治实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调控功能。王绍光、胡鞍钢等人在《中国政府汲取能力下降及其后果》一文中指出,中国过去改革一直以放权让利为主线,虽然这一方针是必然的,但已经过渡。从政府财政收入来看,其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各级政府及其所属企业资金占国民收入比重上升,由此得出结论中央政府控制财力比重下降导致政府汲取能力下降,进而可能导致调控能力下降的“弱政府”局面。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另一特点是政府基于城乡二元体制的经济结构分别在不同经济领域内的程度、强度各异的推动。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在农村和城市经济体制内的经验的积累丰富了相关学术领域内的研究。
  在城市,改革前主要的经济单位是国有企业,国家对于国有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力的下放,计划调控向市场与宏观调控相结合的相对快速的转变,都是通过国家权力强制实施的,这些措施也直接导致政府对于经济的直接控制能力与改革前相较明显下降。与城市内经济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经营权的自主、体制改革,城市居民的单位制生活像社区生活的转化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不断摆到学者和决策者面前。学术界对单位制转化和国有企业工人结构性失业等领域所作的一系列详尽研究除了阐释国家权威在改革过程中的强力推力所造成的这些问题外,重点还在于如何重新利用国家权威通过政府控制社会法制和保障等途径而非单位体制控制途径解决这些问题。除了与单位制相关的主流研究领域外,我国社团群体的“准单位制”形式研究关注了“权威体制”传统对于新兴社会团体的影响,对于近年来我国开发西部过程中政府的动员力量的干预力量的相关研究也是“新权威主义”推行经济发展和制度改革的活标本。
  在农村,改革初期即放宽了农业经营权和乡村工业经营权的自主性,与城市相比,更为彻底和坚决。进入90年代学者们所关心的重点在于国家政权体制如何对相对具有较大自主权的乡镇企业产生影响,乡镇企业又是如何调试这种制约关系的。相关研究如石琛所著《转型期乡镇企业制度变迁与创新理论》(当代财经,2005年第1期),王振所著《乡镇企业发展的理论研究综述》(中国农村观察,1998年第6期)等相关文章。除了经济制度外,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的自主性和自治程度及其建立的合法性和权威基础等研究热点某种程度上也应该属于“新权威主义”关注的范畴之内。
  (2)政治体制转型
  与经济体制转型相比,政治体制转型,尤其是在渐进式改革的研究,政府的权威性和强制力体现得更为明显。对政府主导型改革、中央与地方关系和民主-法治关系的研究中都不同程度的涉及国家权威的组织和政策推动力量。新权威的载体——政府在改革前与改革后最明显的差异就是权力下放,这是整个改革的一个核心。权力下放后,中央政府权威是否被削弱、如是如何重建、权力下放和转移如何影响我国制度结构及其影响等问题涵盖了90年代初以来“新权威主义”者所关心的所有领域。
  康晓光在其《权利的转移——1978-1998年中国权力格局变迁》一文中分析了改革二十年来中国的权力格局的演变,认为改革带来了政治、经济、社会三个领域中权力多极化过程,伴随政治领域权力减弱,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权力正在逐渐成长,原先政治领域垄断,一切权力的单级结构向三个领域分享权力的多级结构转变。在各个领域权力要素发生了变化:经济领域中市场机制占有优势地位,社会领域中私域和公域的划分本身标志的权力的回缩,而政治领域则将政府合法性的基础转变为依法治国。在《未来10年中国政治发展策略探讨》一文中,康晓光又指出改革的初始条件是政府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而且这种格局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决定了中国改革必然是政府主导性改革,决定了改革的渐进式革命的性质。改革时代的政治发展模式可以用“政治行政化”来概括。金耀基根据香港的经验对“政治行政化”做出论述,指出政治行政化有两条主要路径,精英吸纳和决策咨询。作为一个转型国家,政治行政化还表现为“政府主导型改革”,自主地实行经济改革,自主的建设意识形态,并矢志于权威主义政体相适应。康晓光认为中国的改革经验实际上在实践层次已经运用了“精英吸纳”、“咨询性政治”和“政治行政化”。
  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关系在改革前后的转变方面,学术界有很多相关的研究。在李强《国家能力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悖论》一文中,指出改革前中国的政治结构被不少学者称为是全能主义的。国家通过意识形态、组织结构以及有效的干部队伍实现了对社会生活所有方面的渗透与组织。这种渗透的过程在本质上是现代化中不可或缺的政治动员过程。从组织结构的角度言,改革前的制度可以简单化地概括为:它是以单位制为细胞的、以纵向组织为中介的、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其特征首先是整个组织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地方机构都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或延伸机构,主要职能是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其次从单位到中央,所有层次的组织在结构上时同质的。基于这一点,国外学者Kelliher曾经提出在中国农村,国家能影响社会的原因在于二者结构上的同一性而非社会独立的组织化。在城市研究中,Solihger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见张静主编《国家与社会》)。而改革之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关系发生了变化。李强的《后全能体制下现代国家建设》一文与萧功秦的《中国后全能型的权威政治》一文中都使用了“后全能主义”这一概念,萧功秦再阐释其“后全能主义型的技术专家治国的权威政治模式”中描述其特点:①技术官僚特点;②作为一种后发展国家的权威政治,具有地政治参与与高经济投入相结合的特点;③与拉美与东亚权威政治相比,中国的权威体制具有“后全能主义”体制的特点,这一体制是从改革以前的社会主义全能体制演变过来的,有独特的继承和改革的形成机制。
  赵成根在《转型期的中央和地方》一文中则关注1980年以来分权改革给地方政府带来的广泛的权力,使其由中央集权制下的单纯的中央政府的代理结构转变为相对独立的行为主体,改变了垂直控制模式。在经济权力下放和市场化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的合法性基础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地方政府逐渐转向通过发展地方经济为地方人民提供广泛的社会福利,来获得地方人民的支持和认可,地方政府的政治统治基础开始发生变化,形成了所谓的“政绩型合法性”。而作者认为一个健康、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的有效运作需要一个有效的政府提供市场运作的统一的、开放的市场秩序;规范的、稳定有序的竞争环境;市场运行所需的公共产品;建立宏观调控机制以及提供社会福利保障实现社会服务功能。
  郑永年和王旭在《论中央地方关系中的集权和民主问题》中,讨论国家权力的中央性如何流失以及权力的人民性是否获得的问题。文中提出“选择性集权”概念,即中央政府要在地方政府之外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制度体系。他们认为中央制度建立自己的独立与地方政府之外的统治体系并不是要对地方进行全面的统治,而是要把那些事关国家利益的权力集中起来,把另外一些权利完全下放给地方,中央只对这些权力的行使实行时候的法律监督。选择性集权实际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地方分权。
  民主法制建设是近年来兴起的又一个热门话题,不仅有程燎原、江山所著的《法制与政治权威》这样的理论之作,论述政治权利的来源、限度,以及法治与政治权威间的关系;也有《法制与民主迷信》这样的剖析实践提出建议的作品,潘维提出的“咨询性法治”近年来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他认为现有的学术话语中存在着对民主的误解,能够使人享受政治平等、广泛参与决策,导致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自由,制衡权利的并不是单纯的民主程序,而是法治。而建设一个完善的咨询性法治,需要中立的官僚系统、自主的司法系统、独立的反贪机构、独立的审计系统以及人大为核心的广泛社会咨询系统和受法律充分保护言论。
  但潘维在《法制与未来中国政体》、《民主迷信与咨询性法治政体》、《民主与民主神话》等文章中表达的政治改革的导向存在民主化和法制化两种选择,而这不可能同时兼得以及认为应该选择以“咨询型法治”为方向的政改方案,而且只要“建立了法制的国家体制,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就顺利结束了”的观点受到质疑,在《民主与法治:相辅而相成——与潘维先生商榷》一文中,作者指出民主应与平等相对应,而非潘维所认为的与自由相对应,民主体现了权力产生的正义,法治保障自由,进而导致行使权力的正义。
  2、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看新权威主义的延伸
  (1)政府权威及党政关系研究
  政权权威的研究涉及到政府的合法性、有效性研究以及在我国一党执政的特定背景下,执政党的权威性构建问题等领域。
  毛寿龙在其《政治社会学》一书中对威权国家的合法性危机进行研究。指出了一些学者将政府绩效看作非民主体制(如威权体制)的合法性基础指针,爱泼斯坦由此推导出以拉丁美洲的经验为基础的结论:政府绩效低劣削弱威权体制的合法性,这有助于威权统治向民主政治转型。其隐含的前提是政府绩效有助于提高政治支持,其理论则是维持威权统治的合法性是政府效能或者绩效的部分功能。为了获得实体的合法性,威权政府需要做两方面事情,一是在政治上保护社会使之免于内部颠覆以及(或者)外部威胁;二是在经济上采取一系列的刺激发展的公共政策。威权体制的领导尤其重视把经济政策当作形成政治支持的主要手段。但亚洲国家如韩国和台湾的经验表明,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绩效良好,不能保证威权体制的合法性,即使在经济成功时也会遇到政治困境。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韩国和台湾的威权体制遭到了普遍的反对,并终于走向了民主体制。
  陈尧在其《新权威主义政权转型》一书中,不仅从政治比较研究和政治发展理论等资源中系统地梳理了国内外权威主义、新权威主义作为学术概念、意识形态和政治形态的历史和研究发展理路;在此基础上,又以新权威主义政权内部的张力结构——结构危机根源为出发点探讨新权威主义由有效性自我提供合法性的现象。通过对部分新权威主义政权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解体的经验研究,最终提出新权威主义政权像民主转型是政治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王绍光在其《有效的政府与民主》一文中使用了政府的有效性这样一个概念,有效的政府是可持续民主的条件,列举有效性政府的六项能力标准,并指出政府的有效性直接影响民主的强化。民主过渡期间,行使政府权力的方式必须改变,但政府权力本身却不应被削弱。对于民主改革家而言,应该在研究民主过渡和民主强化的同时更多的关注政府建设问题。同时王绍光也关注公共权威,认为公民权利存在的前提是存在有效的公共权威,一个丧失治理能力的政府是对公民权利的最大威胁。在《权力的代价与改革的路径依赖》一文中,他站在自由左派的立场上,对中国的政治转型方向进行分析。阐述自由派的思路是以个人自由的名义限制公共权威,他们认为对个人自由的最大威胁来自政府。但公民权利和自由最终还得通过公共权威才能实现。自由左派追求的自由不是只有经济精英、社会精英、和知识精英才能享受的自由,而是公平的自由,使所有公民都能享受的自由。自由左派承认国家可能也经常侵犯公民自由,但出路不是消解国家而是用民主的方式改造国家。公共权威在保护公民权利方面的重要性只有在执行过程中体现出来,认为中国的政治转型方向只能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
  基于政党建立政府的传统,政党的合法性部分的还与政府合法性重合。在政权体制实践中,有学者认为关于政党执政合法性的追求一直没有间断。张健在《合法性与中国政治》一文中解析了中国共产党发展过程中合法性诉求的阶段变化:从1921年至1978年,中共将其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马列主义意思形态上;1978年至90年代中,经济增长取代了意识形态成为中共的主要合法性支柱,而意识形态则处于不可或缺但次要的位置,其间1989年实践则给了意识形态在中国的地位双重的影响;90年代中以来,面临再次寻求新的合法性来源的需求,尤其是十五大以来“依法治国”的提出,认为有可能成为现政权以合法化谋求合法性的新途径。
  在《政党权威——一个关系政党生死存亡的重要问题》一书中,洪向华阐述了政党权威内生和外生的类型区别、合法性基础以及产生这些权威和合法性的途径。其目标直指维护和巩固党的权威和合法性的政策实践。另一方面,社会多元化的利益诉求以及要求党政分离的声音的出现有将政党的合法性和政府合法性区分开。陈明明在《现代化进程中政党的集权结构和领导体制的变迁》一文中,从政党危机问题引入,阐述高度集权结构特征的由来,分析鲜明的纲领、严密的组织、严格的纪律、统一的行动等要素作为内在基因和信息决定了共产党结构模式的基本倾向。阐释高度集权结构一方面具有历史合理性,另一方面现代化与政治动员存在着一种悖论性的关系。党的谱系(共产国际的支部)、党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路径依赖(革命战争)和党的任务(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决定了党的集权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过程;而现代化环境的紧张性质(例如资源总量的匮乏)、现代化的赶超战略(基于资源总量匮乏而发动的大规模整治动员)和现代化的挫折危机(大规模整治动员的副产品)则是把党的集权推向极端的关键因素。当国家最终完成对社会的全面宰制时(其主要标志是经济制度的单一公有制和计划体制以及社会管理的单位制的确立),党的高度集权便获得了可靠的经济基础和体制保证。只要这些约束条件和因素大体依然存在,党的集权的趋势不会有实质性的变化。但改革开放带来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变化使这些约束条件和因素或是不复存在,或是日趋式微,因而党的高度集权的变革逐步受到关注。首先是从改变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开始的,而这种体制由于组织结构相联系。党能否作为一个国家体制外的政治组织有效的掌控国家权力,能否因应新的社会生态环境的压力和挑战而使自己的领导制度化、法律化,从而保持和扩大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取决于党的组织结构奉行的原则是否与社会原则具有一致性和亲和性,就是民主制的原则。康晓光在其《中国特殊论——对中国大陆25年改革经验的反思》一文中,指出了改革在给中国带来发展稳定的同时也孕育着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大量问题,评价了执政党在其间所做出的努力包括:在维护精英联盟的同时适当限制精英的利益;强调公正,公共支出开始向弱势集团倾斜;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提升政权的形式合法性;坚持权威主义,推行政治行政化,拒绝狭义的政治民主化(如多党制、普选、结社和新闻自由)等一系列措施。提出“中国特殊论”的基本框架是中国的特殊性表现为伴随着大规模制度变迁的杰出的经济绩效和政治连续性。指出在政府作用中,“成功的变革”和“成功的保守”是相辅相成的,并探讨了中共的学习机制。
  在党内民主化思想的研究中,这一观点可见于大部分著作。以《邓小平政治民主化思想研究》一书为例,阐述了邓小平理论等党的纲领中政治民主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要理论,以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以及社会主义民主和集中制为主要核心;以人民代表大会、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等形式为组织形式,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党的领导以期维护国家改革和发展的渐进性和稳定性。
  (2)市民社会研究
  这一领域的研究关注于市民社会的权威基础和民主基础,其核心的研究对象是以选举为主的利益表达制度以及在89年的讨论中所认为的民主化社会责任的载体——中层阶级的产生和发展。
  在《个体与权威:如何建立二者联系》一文中,张静指出,以多元取向进行研究的学者普遍同意通过政治竞争过程选举代表(或决策者)的常见方式是公开直选、秘密填票、多人竞争。投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能够代表其利益的人,通过被选代表参与决策,从而在大众个体和决策者(权威)之间建立关系。选举的基本作用是能够有效的保证个体和权威相对的一致性。传统的权威主义,如列宁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不时有经常的选举竞争,而是通过统一贯彻的权力,组织完善的科层结构,官员和民众的平等地位和薪金,组织内部严密的纪律和具有正确政治方向的正当保证上下利益的一致。在很多研究中,没有制度化渠道用于上达个人意愿,被动性参与,志愿团体缺位和建立在非组织基础上的个人行动(倾向于构成统一的、一张翔的群众集体利益)等被描述为中国基层政治实践的一般特征。
  党国英则认为无效率的专制主义可以维持必然有其所涉及的环境等其他因素的影响,但民主政治,包括对政治领导人的普遍的选举;竞选过程;政治活动专业化;包含多方面的权力制衡;国家和各级政府权力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严格限制;包含了人际关系中的多重认同,在民族国家内部,政治理念的认同容易成为主导认同方式等内容,则是我国政治改革最终的目标。实践经验中还会遇到利益集团关系的处理,改革过程是从上至下还是相反的问题,经验上与改革起步之时执政者对社会的控制是否有效有关。
  随着社会经济和社会结构十几年来的发展变化,当初在“新权威主义”和“民主现行论”者眼中没有形成的中间阶层正在逐步的发展起来,尽管到今天为止他们也没有壮大的足够承担起十几年前知识分子就希望他们承担的社会责任,但中间阶层已经开始进入学者们的视野,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相关领域研究文献也极为丰富。在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一文中指出,奥斯特加德用“市民社会反抗国家理论”解释80年代末的政治事件率先把市民社会理论引入中国研究(顾昕,《当代中国有无公民社会与公共空间?——评西方学者有关论述》,《当代中国研究》1994年,第4期),高登?怀特通过考察浙江萧山的基层社团,提出党爱中国出现了市民社会的萌芽,并正在向着市民社会的方向发展。后来,怀特等人又借助社会学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对经济改革所带来的社会组织变化进行分析,指出中国社团的发展呈现出市民社会的组织化特征。近年来的研究则转移了研究重心,考虑到中国并不存在完全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组织,学者对源于西方的市民社会概念进行调整,提出“准市民社会”、“国家领导的市民社会”等概念对当代中国进行分析,随后部分学者放弃了“市民社会”概念,转而运用法团主义框架对当代中国进行分析研究。文章同时指出,对权威主义政府而言,社会组织具有挑战和辅助的双重力量,并提出一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政府应该根据各类社会组织的挑战能力和提供公共物品的种类对其实施不同的管理方式。这种愿望的达成本身也需要政府具有足够的能力。
  (3)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
  张静在《国家与社会》一书中指出,近年来“国家与社会”的表达方式日渐增多,但这一表达假定双方具有各自自主的正当性权力,从而建立一种相互对应的关系结构,其分立、互动、谈判或是冲突意味着权力的界定、变化或交换,更深层的意味着规范秩序的社会法则变化。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与西方政治社会学关心秩序问题的立场不同,一如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的区分,前者限制国家组织的权力扩张,重在区分;而后者寻求双边权力交换机合作,重在联系。其背后经验基础是不同社会的历史、文化和权力结构的演进和积累。因此“国家-社会”这一研究框架运用在中国实践中是具有特定的含义和研究方式。
  以国家-社会这一视角进行的研究中,“国家合作主义”适应现有的国家社会结构,以其强调国家与社会部门的合作引起关注。孙立平在其《权利失衡、两极社会与合作主义宪政体制》一文中指出了一种合作主义宪政体制的道路。贫富悬殊的两极社会中不可避免权力失衡,以及这种状态下的非制度化生存,一个公平的社会必然是以权力均衡为基础的,合作主义的宪政体制是我国政治体制的备选之一。强调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的财产和权利都应当得到制度化的保障。这样才能实现权利的高水平均衡,从而建立一个既有利于发展又有利于公平的社会。在这种宪政体制中,承认社会利益高度分化的现实,承认不同的社会群体追求自己利益的合法性并保护其权力,就不同群体表达自己的利益以及为追求自己利益施加压力做出制度性安排,而国家的作用在于充当规则的制定者和冲突的裁决者。康晓光在其《未来10年中国政治发展策略探讨》一文中,也阐述过类似的权威主义政治+自由市场经济+法团主义+福利国家的合作主义体制观点。
  3、从亚洲模式的经验分析看新权威主义的延伸
  萧功秦在其文章《东亚的权威政治与现代化》中将东亚各国和地区的现代化进程所匹配的政治体制分类,一种是日本、南韩、台湾和新加坡的权威政体,逐渐形成了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权威政体;另一种是香港的殖民地类型。在众多曾经采用权威政体在现代化进程中进行政治统治国家中,韩国和台湾继苏联改革研究之后是最受国内学者关注的领域,《现代韩国政治论》、《韩国经济发展政治分析》,《韩国为什么成功》,《东亚奇迹》,《当代各国政治体制——韩国》等一系列论著以及《朴正熙政权的特征:绩效与局限性分析》等论文剖析了韩国经济发展的脉络和问题;而对台湾前政权的相关研究领域则集中在选举制度、财政制度上(如论文《财政政治转型:从权威主义到新自由主义》、著作《台湾权威体制及其转型研究》等)。随着对东亚地区研究的日渐深入和学术积累的日渐丰厚,国内学者已经开始将东亚地区经济上的飞跃视为其地区综合条件下的产物,把单纯的政治强权诱导视为经济腾飞的条件之一(见《经济、文化、政治:东亚经济成功的三种解释》),政治稳定或政治优先发展的权威主义虽然可以保障经济体制发展,但并非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见《论东亚成功的综合要素:东亚经济民族主义》)

 

 

选聘中国环境大使
绿色中国年度人物评选
中国环境文化节
国家环境友好工程评选
国家保护臭氧层贡献奖评选
绿色中国论坛
先锋剧《圆明园》
芭蕾舞剧《牡丹仙子》
电影《新愚公移山》
动画片《孙大圣环保行》
电视散文《西风胡杨》
电视散文《托起草原》
大学生环保志愿者培训营
青年课堂与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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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部·北京市环境保护局·中国环境新闻网·环境法公众研究网·环境中国网·绿色记者沙龙 ·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

·天下溪教育研究所·云南省大众流域管理研究和推广中心 ·瀚海沙·全球环境研究所·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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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时间:2008-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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