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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研究文献综述(一)

  摘要:以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起点,中国开始了当代社会转型的进程,中国开始了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学术界自80年代末开始关注中国社会转型研究,之后社会学界的学者陆续将研究的眼光投入到中国的社会转型研究之中。近十几年来,学者有关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研究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产生了不少有学术价值和有影响力的论文和著作。在此,我对近十年来学术界对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一些论文和专著进行一个比较粗浅的梳理,希望能够理出一个比较清晰的脉络,有助于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
  关键词:社会转型、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流动、单位制、社会差距
  一、研究状况概述:
  从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来看,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研究,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社会转型研究。文献主要关注的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总体特征的变迁,尤其关注社会结构所发生的转变,对社会转型、社会结构变迁的特点及原因进行了研究。二是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研究。社会分层是社会结构的分层,转型以来尤其是90年代进入转型加速期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分化,社会阶层、社会流动问题日益凸显,学者开始逐渐将眼光集中到这上面,他们将对社会各阶层(包括新旧阶层)的产生原因、如何认识这些社会阶层、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以及阶层之间和阶层内部的社会流动,纳为研究的一个重点。三是社会组织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单位制”的变迁研究,社会组织在社会转型期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单位制”的变迁,伴随着社会的转型的发生,单位制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以及其将来命运如何,这构成单位研究的主要内容。四是社会差距研究。主要可分为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主要表现为东西部之间的差距),这些社会差距都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如何认识这些差距,如何缩减这些差距,也成为了学术界研究和探讨的热点问题。以下的文献研究基本上是沿着这个结构展开叙述的。
  二、研究成果介绍:
  (一)社会转型的含义
  文献研究的是当前的中国社会转型,那么首先要对“社会转型”这个名词进行界定,什么是社会转型呢?
  有的学者认为,社会转型范畴来自西方社会学的现代化理论,“社会转型”是英文“social transformation”一词的解释,是对生物学“transformation”概念的转用。在生物学中,“转型”是指生物物种间的变异。西方社会学家借用这个概念来描述社会结构具有进化意义的转换和性变,说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换。西方较早使用“社会转型”一词的,是社会学者D?哈利生。台湾社会学家范明哲在其《社会发展理论》一书中,把“social transformation”直接译为“社会转型”,并认为“发展就是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社会的一种社会转型与成长过程 ”。
  关于社会转型的含义,在国内学术界,代表性的观点有:
  将“社会转型”视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是对社会转型最基本特征的概括,也是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观点。
  陆学艺、景天魁在《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中,将社会转型定义为“是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 。”
  刘祖云将社会转型视为一种特定的社会发展过程,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过程:二是指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此消彼长的进化过程:三是指一种整体性的社会发展过程 。
  吴忠民在陆学艺、刘祖云等人的观点上有所扩充,认为社会转型是指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结构性变动和整体性转化。它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二是由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化;三是由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化;四是由分化不明显的社会向高度分化的社会转化;五是由宗教准宗教社会向世俗社会转化 。
  以上几种观点基本上是从宏观社会制度变迁的角度来阐述社会转型的定义,将社会转型定义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以下几种观点在遵循这点的同时,对社会转型的主体要素进行了补充说明。
  郑杭生、李强、李路路等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研究》中,对社会转型下的定义是:“社会转型,意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着重强调的是社会结构的转型。在这个意义上,它和社会现代化是重合的,几乎是同义的。 ”
  李培林提在《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中,把社会转型定义为“社会转型是一种整体性的发展,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变动,而且还是一个数量关系的分析概念。”他强调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真正决定一个国家是否实现现代化的因素是社会结构的转型,社会结构各基本要素的变迁是社会发生转型的重要标志。
  孙立平、王汉生等人也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对中国的社会转型进行概括,认为改革前中国是一个总体性社会,改革后,社会结构各方面都发生变化,逐渐转变成为一个分化程度较高的社会。社会结构的变迁促使中国由一个总体性社会向分化社会转变 。
  以上的观点都是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出发对社会转型进行定义,关注的是社会制度的变迁以及社会结构的转变,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此外,还存在一些非主流的观点,认为应把社会转型提升到哲学层面来思考,即认为社会转型是代表着历史发展趋势的实践主体自觉推进社会变革的历史创造性活动,具体来说可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社会转型的主体不是社会结构,而是从事现实历史活动的实践的人;二是应当从历史的积极能动因素—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方面和主体的“能动生活过程”去思考揭示社会转型的本质;三是寻求社会转型的意义应着眼于人的价值取向与目的,把历史发展的渐进性中断与历史的上升运动和生活发展观念联系起来 。有的学者还明确提出,社会转型是同人的终极关怀、人的完整性、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解放相统一的,社会转型本质上应当是以人的价值为出发点和核心的多种价值目标共同发展的过程,它应当始终包含对个人和社会发展的终极关怀,应当把以实现人的各种需要为目的的全面自由发展和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视为其根本价值 。
  从以上的观点可以看出,社会转型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变动,不仅意味着经济结构的转换,同时也意味着其它社会结构层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等)的转换,是一种全面的结构性过渡,但是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社会转型”并非只是中国的特色,许多国家在向现代化转变的过程中都要经历这个过程。中国目前正处在两个转变之中:一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这是社会结构的转型。也有学者将这种结构变迁视为是总体性的结构转型或结构变迁,即中国由一个总体性社会向一个分化程度较高的社会转变 ;二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是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结构转轨同时并进、相互推动,这成为中国当前社会转型的一大特征。
  (二)社会转型研究
  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耀基教授在《从传统到现代》一书中对转型期的社会特征作了精辟的揭示,他认为转型社会具有三个特征:一是异质性,即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杂然并存;二是形式主义,即应然与实然不相吻合;三是重叠性,转型社会是结构分化与不分化、功能的专化与普化相互重叠 。金教授关于转型社会特征的理论不但深刻揭示了社会转型的一般特征,而且有助于我们认识正处于转型之中的中国社会。
  1、社会转型总体概述
  关于社会转型、社会转型效应,国内最早进行阐述的是郑杭生教授,他在20世纪80年代末,曾提出“转型中的社会”、“转型社会”、“社会转型”等概念。《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成长中的中国社会学》一文的第一个标题就是“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该文指出:“研究这个转型过程,回答转型过程面临的种种课题,不仅是中国社会学义不容辞的任务,而且也是它安身立命的根基。 ”同时指出:“中国社会学必须植根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才有可能具有中国特色,离开转型社会的实际,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水之源。 ”
  针对中国的社会转型的特点,郑杭生提出了“社会转型度”和“社会转型势”这两个概念。他认为“社会转型度”是衡量中国社会现代化程度的一个重要范畴,反映了社会各方面转型的程度,社会转型度可分为速度、广度、深度、难度和向度五个次级概念 。认为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速度大大加快、广度空前未有、深度史无前例、难度前所未遇、向度十分明确。此外,他认为“社会转型势”是把握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特点的另一种视角,转型势是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一个社会或社区转型能力、转型态势、转型趋势不平衡的概念工具。根据社会转型势的不同,可以把中国社会划分为优势级、中势级、弱势级等三级不同的转型地区:东部地区是转型强势地区,中部是转型中势地区,西部则是转型弱势地区。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就是各个地区不断的改善、增强和提升自己的强势因素,不断缩小、减弱和清除弱势和中势因素的过程 。
  韩庆祥在《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一文中则将中国的社会转型概括为10个方面:由权力社会走向能力社会,由人治社会走向法治社会,由人情社会走向理性社会,由依附社会走向自立社会,由身份社会走向实力社会,由注重先天给定社会走向注重后天努力社会,由一元社会走向多样化社会,由人的依赖社会走向物的依赖社会,由静态社会走向流动社会,由国家社会走向市民社会。
  刘祖云的《从传统到现代——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研究》一书,将社会变迁、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视为是对社会进行动态分析和研究的三个基本范畴。作者认为社会变迁是一种自然的社会历史过程,社会发展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变迁过程,而社会转型则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发展过程。他认为当前中国社会转型除了具有渐进性、整体性以及异质性、形式主义、重叠性等一般特征之外,还具有一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首先体现在社会转型的内容方面:即经济转型要同时完成经济形态的市场化和经济体制的市场化的双重任务;其次,体现在社会转型动力方面:来自于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的双重启动和双重推动;再次,体现在社会转型进程方面:既遵循了一般规律又考虑了基本国情 。
  李培林在《“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一文中指出,由于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一个结构转型时期,就影响中国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力量而言,除了传统的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这两只手之外,还存在第三只手,即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就是社会结构转型。他认为社会转型是一种整体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在整个转型时期,结构转型作为一种无形的巨大力量,将以它特有的方式规定着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资源配置的方向,这种力量用国家力量和市场调节都是无法概括的。
  中国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实质上是一种全面的结构性过渡,不仅包括着经济体制的转轨,更包括社会结构的转换,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发展过程。社会转型是一种持续的状态过渡,具有漫长的特征。尽管中国的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自改革以来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但是,社会转型作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对未来的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仍会产生影响,推动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促进中国不断地向现代化社会转变。
  2、社会结构的转型
  社会转型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变动,不仅意味着经济结构的转换,同时也意味着其它社会结构层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等)的转换,是一种全面的结构性过渡。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一系列的变迁。孙立平、王汉生等将15年来的改革开放所引起的中国社会一系列重要变迁视为总体性的结构转型或结构变迁过程,认为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最根本的变化是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变,并认为这种结构变迁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表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
  社会转型以来,社会结构的变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⑴国家与社会的分离
  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是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一个主要体现。孙立平在《改革以来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一文中,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出发对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而发生的社会结构的变迁进行一个概括的描述与分析。改革前,中国是一个总体性社会,国家对几乎全部的重要稀缺资源进行垄断,这种资源不仅包括物质财富,也包括人们谋生和发展的机会以及信息资源。国家对经济以及各种社会资源实行全面的垄断,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三个中心高度重叠,国家政权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国家与社会是一种“强国家—弱社会”的关系模式。
  在改革过程中,国家与社会间的结构出现分化。首先,国家对社会的控制的范围在缩小、控制的力度在减弱、控制的方式在变化、控制手段的规范性也在加强。其次,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的形成。其中,最重要的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力量的形成,例如:私营企业主、较有实力的个体户、乡镇企业的管理者、“三资”企业的中方管理人员的形成与壮大。第三,社会成为独立的机会来源。改革以来,社会正在成为一个与国家相并列的提供资源和机会的源泉,并且这种资源的机会的提供和交换,是在市场中进行的。改革中,国家对资源垄断的范围的缩小和力度的减弱,使得一部分资源不同程度的从国家的垄断中游离出来,进入社会或市场。“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活动空间”的出现和不断扩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社会成员与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弱化了社会成员对国家的依附关系。
  改革使得一个具有相对自主性和独立性的社会正在分化出来,国家与社会的结构分化的同时,同时存在另外一个过程,就是国家与社会的新的结合。这样一个过程典型的体现在地方政府与企业及其他经济活动的关系上。地方政府在保持与旧企业的联系的同时,开始寻求在新的体制框架中与企业建立新的工作,从而确立在新的经济体制中的地位和寻求利益的机会。在集体乡镇企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国家与社会的新的结合表现得比较明显。
  改革以来在国家与社会关系方面所发生的变化,是国家与社会间的结构分化过程与国家同社会的新的结合过程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过程交织在一起的产物。正是这两个过程的结合,构成了当前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演变的独特的特点。
  ⑵家庭、企业组织、社会潜网等基本结构要素的变化
  李培林的《再论“另一只看不见的手”》一文分析了社会结构转型如何通过家庭、企业组织、社会潜网等基本结构要素影响资源配置,并考察了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可能的逻辑基础 。家庭、企业组织以及由非正式制度构成的“社会潜网”,他们作为资源的基础配置单位或群体生活规范,在市场约束失效或约束弱化的地方发挥着遏制社会行为“负外部效应”的作用。作为生产经营单位的家庭中的伦理规范,作为竞争主体的企业中的组织制度,以及构成底层生活秩序的社会潜网中的“游戏规则”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和在一定前提下都是谋求“协作”的收益、较低交易成本、克服竞争的负面外部效应的有效形式。这种结构力量是在长期群体生活的“过程”中磨合而成的,是“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它可以引导个人的寻利行为朝着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方向转化,并在竞争中出现摩擦和冲突时有意义的将其导向妥协或协作,从而在很大一块日常生活领域中代替市场调节或政府干预的角色。
  随着现代的发展,法人的成长越来越削弱了自然人对社会结构变动的影响,原来社会缩影在家庭中的那些功能,如生产、分配、消费等等,越来越被公司、学校、银行等法人组织所取代,由法人关系构成的法人结构越来越成为社会结构的主要内容。在现代社会,法人占据和掌握着社会资源的绝大部分,成为资源配置的一种独立形式,在法人组织内部,既没有市场,也没有政府,而且,这“另一只看不见的手”越来越表现为一种制度的力量,对社会结构的变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
  中国正处在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的两个转变时期,一方面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中,旧的伦理人情关系和新的法律契约关系在较差的发挥作用,同时又由于没有首尾一贯的逻辑而相互抵消着“有效性”,从而出现了一些规范的“断裂点”和“真空地带”;另一方面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新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中,两种运行机制的并存导致经常发生短兵相接,形成体制摩擦和冲突,从而使市场调节犹如市区支点的杠杆和困在笼子里的鸟,而政府干预又不得不受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压力而最后“软着陆”。在这种情况下,由家庭经济体系的重建、企业组织的创新、社会网络的变动所形成的结构力量更为显著的发挥了资源配置的替代作用,成为促进资源合理配置和影响社会发展实际进程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
  ⑶身份体系弱化,结构弹性增强
  郑杭生、李强、李路路等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研究》一书中提到,改革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身份社会”,“身份制”成为划分社会阶层、制约社会流动的一个最主要的次级制度化结构。随着市场机制的导入,原有的资源配置方式发生变化以及新的资源分配方式逐渐扩展,原来结构弹性极低的身份制度结构开始松动,这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主要表现之一。
  首先,以“大包干”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使农民有了生产与分配的自主权。城乡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在城乡都出现了可以自由流动的资源。这就导致了与生活资源的分配密切相关的户籍制度与票证制度日益松动。其次,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城市中计划外经济的发展,使大量农民有了进城改变自己农民身份的机会。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出现了一只规模巨大的农民工流动大军。第三,城市中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提供了大量的新的就业岗位,体制内的干部与工人流向这些体制外的新的工作岗位,模糊了原有的“干部”与“工人”的身份界限。第四,体制外经济的迅速成长,其经营与分配的灵活以及人们评价企业日益趋向经济效益,逐渐模糊了原有的所有制身份界限,使所有制身份存在的意义减弱 。
  总之,改革以来我国社会结构的身份取向正在逐渐弱化,一种新的、具有自致性和可变性的、以职业身份为标志的身份体系正在逐渐取代以往的社会各种身份。原来受身份制限制的刚性社会结构正在向弹性社会结构转化。
  从以上的文献研究可以看出,在改革力量的推动下,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且仍处在转变之中,逐渐由封闭的、刚性的社会结构向开放的、弹性的社会结构转变。相对于改革以前那种高度统一的、同质性较强的总体性社会,当前的社会结构逐渐呈现出分化的、异质性的特征。国家与社会逐渐分离,国家职能发生转变,社会的自主性增强;身份、户籍制度也开始发生松动;而家庭、企业组织、社会潜网等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形成了结构力量,更为显著地发挥了资源配置的替代作用,成为促进资源合理配置和影响社会发展实际进程的重要力量。社会结构的转型,成为影响当前资源配置从而进一步影响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
  3、社会转型的动力
  关于社会转型的原因及动力的讨论,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进行了阐述。
  陆学艺、景田魁在《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一书中,针对社会转型的动力机制作了比较详细的研究。认为,我国正在进行的这一社会转型,是在世界现代化最新浪潮的冲击和社会内部结构变化的作用下这两种情势下产生的,不仅是社会内部压力的结果,而且同外部强烈刺激是分不开的。我国目前的社会转型的动力主要是沿着自发的、下层的“府外”动力与自觉的、上层的“府内”动力方向展开的。前者指一种相对自由、自治、流动变化较大的社会资源,乡镇企业是主要代表;后者指一种相对集中管理、流动和变化较小的社会资源,亦即国家直接控制的社会资源,例如国有企事业单位。就我国国情来看,单凭这两者任何一方的力量是不能完满的实现社会转型和现代化的,只有二者的有机结合才能推进当前的社会转型。
  在论文方面,孙立平、李培林则从比较微观的层面对社会转型的动力机制及发生过程进行了分析。孙立平在《改革前后中国国家、民间统治精英及民众间互动关系的演变》一文中,用“国家—民间统治精英—民众”三层结构的分析框架,探讨中国改革前后社会结构演变的脉络。他认为国家、民间统治精英、民众是社会结构中的三个基本结构因子,由这三个因子所形成的较为稳定的互动关系是社会结构的基本构架之一。这种互动关系的演变是社会结构变迁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会对社会生活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此外,孙立平还用“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这两个概念,对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过程进行描述与概括,解答了“社会转型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和“体制改革是如何导致社会结构的变迁的”这两个问题 。
  经济体制改革使得国家控制资源的范围缩小和力度减弱,使得一部分资源从国家的垄断中游离出来,成为“自由流动资源”进入社会或市场。体制改革的另一成果就是促使“自由活动空间”的形成与扩展。“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活动空间”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改革前的总体性社会中的资源垄断体制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相当一部分资源流入民间。这些由民间多元拥有的非国家垄断资源,使得社会成为一个与国家相并列的提供资源和机会的源泉,同时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开始形成,这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构成当今中国民间统治精英的雏形。从而使得改革前的“国家—民众”的两层结构转变为正在形成中的“国家—民间统治精英—民众”的三层结构。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民间统治精英以及民众三个结构因子的互动关系的演变。
  李培林也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结构加速转型的一个直接动因,体制变革对于结构转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中国的体制转轨并非是从一种“传统”体制向另一种“现代”体制的过渡,而是从一种完备的但缺乏效率的“现代”体制向另一种更有效率的“现代”体制的转变。相对于体制转轨,社会结构则是处在一种持续变动的状态中。中国改革能够很快见效的秘密,从根本上说并不是由于采取了“渐进式”的方式,而是由于伴随着体制改革产生了快速的结构性变动。中国的改革在体制过渡的过程中保证了政策的连续性和社会的基本稳定,这种稳定来源与结构转型带来的福利增量。结构转变能否带来巨大的福利增量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终极关怀”和改革是否具有成效的标志。
  庞景军在《社会转型的动力和标志》一文中,将社会转型过程的直接动力归结于社会主体改革实践活动,要实现社会转型就必须依靠改革的实践。这种改革实践之刃直指旧的、不适应社会发展的以经济关系为核心的社会结构关系。
  可以看出,中国的社会转型具有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改革紧密结合、齐头并进的特点,经济体制改革成为社会结构转型最直接的动因。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方面是由政府发动的,另一方面改革以市场为取向,改革的直接表现就是市场作用的扩大,政府和市场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因而,在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政府和市场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推动力,这两种力量巧妙地结合,成为世界现代化过程中的范例。政府与市场的双重启动,从而使得社会结构转型成为一种不可抗逆的趋势。
  4、社会转型带来的问题
  改革以来20年间社会结构的急剧分化、不同社会力量的角逐、社会规范的片断化、新社会要素的不断生成、这些新要素与旧社会要素的尖锐对立和冲突,以及由此导致的巨大张力的蓄积,使整个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摇摆不定,各种发展潜能和发展方向的共时存在导致基本的社会安排难以定型。长期蓄积的矛盾、危机随时都可能爆发出来,打断社会的演进和转变过程,把整个中国社会推向了所谓的“高风险社会” 。
  孙立平的《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一书从社会学的独特的视角出发,对9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生活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他提出“断裂”这个比较具有穿透力和学术潜力的概念,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视为一个“断裂的社会”,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断裂,大量的农民、下岗工人等弱势群体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城乡和地区之间也出现断裂,整个社会成为一个断裂的社会而不是整合的社会。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断裂。经济增长的同时,劳动就业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贫富悬殊状况不仅没有改变,甚至在进一步扩大,包括社会治安在内的各种社会问题的状况也在恶化。第二,经济增长的悖论。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在现实的层面陷入一种悖论之中:即使经济有一个较快速大的增长,但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农民、农民工、城市失业下岗人员)不能从中受益;如果没有一个较快速度的经济增长,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却会从经济体制中受害。第三,90年代资源重新积聚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各社会群体间的收入和财富的差距越拉越大,改革初期得到一些利益的边缘和弱势群体日益成为改革代价的承担着,90年代是一个改革的失败者显现的年代 ,一方面一个数量不多的“富人”群体开形成,另一方面城市中的失业者成为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群体。第四,总体性资本和总体性精英。过去十几年的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由于总体性精英过多的垄断了社会资源,它侵犯了社会众多阶层的利益。总体性精英阶层的存在是两极社会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拥有总体性资本的富裕阶层继续暴富的同时,不仅在农村,而且部分城市人口将被抛进贫苦人口之中。第五,底层社会的形成。90年代以来另外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底层社会群体的人数迅速扩大,许多人的生活相对或绝对贫困化,社会地位明显恶化。底层社会群体在社会、经济、政治层面都处于弱势地位,他们具有结构性特征,弱势群体的形成是体制改革的后果。
  邵道生认为阻碍当前社会良性发展的有四个问题:腐败现象的泛滥、社会的无序、分配不公和严重的通货膨胀。转型过程中这四大问题的新情况、新特点和对社会、对公民的产生了极大的负面性影响,如果我们社会不认真地注意克服、解决社会发展中的这“四大障碍”,就会葬送改革的前途 。李金认为中国社会转型所蕴含的结构性变迁和社会分化的趋势在客观上提出新的整合要求,正确地认识中国社会现阶段的整合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 。他认为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社会整合基础发生了转移,由政治领域扩展到广泛的社会经济领域;社会整合方式发生了变化,从等级控制到相互依赖。
  孙立平在《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一书中,进一步探讨了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并将“失衡”作为理解“断裂社会”的一个基本概念进行深入的研究,他认为“社会权利的失衡”构成了“社会断裂”的基本机制,社会结构层面上种种断裂迹象的形成是由于社会中不同社会群体在社会权利上的高度失衡,即非正式制度层面的权利不均衡与正式制度层面的权利低水平均衡并存。在当今中国,所谓的社会权利更直接地表现为一种制度性权利。我国的贫困和不平等问题具有很强的群体性,这种群体性是与体制因素联系在一起的,而体制因素的背后则是有关社会权利的不同安排,例如常说的“体制内”、“体制外”,这种体制性权利不平等是构造巨大社会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机制。这种体制性权利造成的社会断裂现象存在于城乡之间、城市中的定居者和流动着之间以及城市中的不同体制之间。要解决社会贫困、缓解社会不平等现象,必须建立一种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利益均衡机制,从根本上说就是要造就社会权利均衡的基础,赋予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同等的社会权利。他认为,合作主义的宪政体制是使我们社会走出权利失衡困境的一种可能的宏观制度安排。
  自改革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由原来的二元社会向多元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出现了断裂,社会在急剧分化的同时缺乏一个有效的整合机制将社会重新整合成为一个和谐的社会。为数较少的一部分“富裕”阶层形成的同时,社会底层出现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弱势群体。农民工、下岗失业人员等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日益恶化,社会问题的严重化日益影响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针对改革以来社会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中国的新一届政府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和谐社会”是一个有能力解决和化解利益冲突,并由此实现利益大体均衡的社会,是社会发展所希望达到的一个理想社会。“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的社会转型将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转变。
  从以上的文献研究可以看出,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转型的不同方面进行了研究和阐述。文献主要集中于中国的社会转型的总体特征、社会结构的基本因素的转变、社会转型的动力机制以及伴随社会转型而出现的社会问题等这几个方面。首先,中国当前的社会转型是伴随改革开放的推进而发生的,因而,社会转型与体制改革紧密结合、齐头并进;同时,政府与市场的双重启动和作用,促使社会转型成为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巨大的力量。其次,改革以来,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转变,社会结构的弹性增强,社会分化程度加深,总的来说就是一个自主性较强的社会正在形成。第三,尽管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转型的一个基本内容之一,但是无疑,经济体制的改革推动了社会转型,成为社会转型的直接动力,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第四,在社会转型的实际转变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的社会问题,例如弱势群体、贫富分化等并日益严重。这些社会问题的存在是社会不和谐的表现,如果不拿出有效地解决方案,必将影响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三)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研究
  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是对某个国家或地区同一类社会现象所作的两种视角的分析和描述。社会分层是从静态的角度研究社会分层结构分化的质变过程,而社会流动是从动态的角度研究社会分层结构分化的两边过程 。社会分层研究和社会流动研究互为表里、不可或缺,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共同构成了社会转型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社会分层研究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是社会转型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社会分层结构是决定整个社会运行和变迁的最重要的结构性因素之一,是构成社会不平等、形成社会认同和社会运动、决定社会利益结构以及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在现实社会中,每个社会的阶级阶层都有其相对独立的群体利益,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快速而剧烈的社会变化过程中,各阶级阶层之间必然会产生各种利益的摩擦、矛盾和冲突。不管人们称不承认,这些摩擦、矛盾和冲突是客观存在的,应当对此进行科学的分析。一个社会要向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就要建立阶级阶层利益的整合机制、矛盾和冲突的化解机制以及社会分层秩序的稳定机制,而这些都要以对社会分层结构的了解和把握为基础 。
  ⑴社会分层的标准
  在划分社会阶层上,马克思主义传统和韦伯主义传统是两个最主要的理论传统,分别对社会分层的本质、决定要素、形式等做出了不同的理论解释,代表了两种在本质上不同的理论取向 。马克思强调社会分工、生产资料的占有、财产所有制对社会分层的决定性意义。而韦伯则更注重市场能力和市场中的机会对阶层化的意义,对阶层划分的主要依据是人们在市场中的能力或市场权利,阶层分类的基本架构是职业结构 。这两种不同的理论取向,对后来的社会分层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根据不同的理论体系和不同的分层目的而使用的分层标准有很多,如生产资料的占有、财富和收入、组织权力、社会声望、知识技能、受教育程度、消费偏好、象征性权利、信息资源占有、职业等。要全面地把握社会分层的状况,要使用比较综合的标准而不是单一的标准,这样人们就涉及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经济地位综合指数体系,产生了很多测量和分析的模型。为了简化社会分层的方法,现学术界主流的看法是倾向于把“职业”看作包含了各种经济社会资源占有和使用信息的标准 。
  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比较全面的分析了当前中国社会中存在的阶层分层状况。他们提出“以职业划分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的理论框架”,认为这三种资源的拥有状况是各社会群体及其成员在阶层结构中的位置以及个人的综合社会经济地位的标志。据此,他们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划分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住、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这十大社会阶层。
  仇立平也采用“职业地位”(主要是权力、声望、收入)作为社会分层的主要指标对上海市的社会结构及社会分层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上海的主要社会阶层按职业地位由高到低排列为:党政机关企事业(包括私营企业主)负责人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职员阶层、商业工作者和服务性工作人员阶层、工人、农民 。而李春玲则采用职业声望和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来测量了当前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结果表明收入、教育、权力和单位因素是决定人们的声望地位的重要因素,其中权力的作用最明显,这成为中国社会有别于西方的一大特点 。
  把“职业”看作包含了各种经济社会资源占有和使用信息的标准,将职业地位、职业声望作为社会分层的主要指标,对社会各阶层进行划分,是目前学术界使用最多的社会分层标准。这种分层方法是韦伯主义传统在中国当代社会的演变与应用。
  刘欣的《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制度基础》一文探讨了社会分层的制度基础,认为在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里,公有资产的既具行政性又具契约性的委托—代理制度,以及潜入在政治权威结构之中的市场制度,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制度基础。再分配权力、寻租能力、市场能力共同构成了阶层分化的多元动力基础。以这些动力基础为分类依据,作者提出了一个用以呈现当前中国城市社会阶层结构整体轮廓的“新制度主义的阶层分析框架”。
  张宛丽在《非制度因素与地位获得——兼论现阶段中国社会分层结构》中通过对当前三种社会资源配置关系——权力授予关系、市场交换关系和社会关系网络所反映出来的两种形态(制度安排和非制度安排)的地位获得机制的考察,分析了社会资源在不同社会群体及其地位获得过程中的分配关系和实际分布状况。认为非制度因素在中国社会群体成员地位获得中具有独特功能,并导致成员在地位评价上的二元标准——身份标志上被动的“就范”与地位获得上主动的“自我实现”。作者指出静态分层不再具有重要意义,而应该从社会结构诸要素的相互关系和社会文化特性中揭示社会地位分配机制及其根源。
  以上两种分层方法都是从制度角度出发,探讨社会分层的制度安排,一种观点认为行政制度和市场制度构成社会分层的制度基础,主导社会分层;另一种观点认为非制度因素对居民的分层具有独特的影响,到底制度因素还是非制度因素的影响更大,见仁见智。但是这两种分层标准都体现了以制度为基础的分层标准,受到马克思的分层理论的影响。
  不同于“职业分层”以及制度分层标准,李强在《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中从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的角度对社会分层进行了阐述。他认为中国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的区分。改革以前,以政治分层为主,当时人们经济不平等程度较低,而政治不平等程度较高;改革以来,政治不平等程度大大下降,而经济不平等程度却大大上升。他认为改革以来,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不是简单的就是差距拉大的过程,而是经济上的不平等取代了政治上的不平等。米加宁把这两种分层标准的变迁放到我国目前社会转型这个大背景下进行考察,认为经济分层取代政治分层标准是转型期社会价值取向转变的重要标志。强调关于社会分层的差距或不平等的分析,要以社会转型前后的动态标准来考察,而不应简单的以差距是否扩大来评价 。
  除以上的分层标准之外,李培林、张翼则将“消费分层”引入到社会分层中来,对转型时期的中国居民的消费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将消费观念、标准等作为转型期中国社会分层的一个新的依据 。这种社会分层方法丰富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社会分层的内容,是一个比较新颖的研究视角。
  以上文献可以看出,学者根据不同的分层标准对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进行了划分,有比较经典的“职业地位”分层标准,有以制度为基础的分层标准,有“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相结合的分层方法,还有学者提出“消费分层”,这些不同的分层标准从不同的角度对当前中国的社会阶层状况进行了研究,划分出不同的社会阶层,丰富了当前社会分层研究。然而,无论是何种社会分层标准,社会阶层的核心内容都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分配方式或配置方式的差异。阶层是社会资源中分配与占有的关系,这种分配与占有关系决定着人们的社会互动方式、互动过程以及其他社会关系的形成。了解社会分层标准是社会分层研究的前提条件,是认识当前中国的社会分层状况的一个基本工具。要想全面地了解当前中国社会分层状况,还需要对改革以来社会分层结构所发生的变化进行研究。
  ⑵改革以来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
  社会分层结构并不是一种固定的事物,而是一种变动和流动的活体,它处于不断的建构过程中。由改革开放开启的市场化和现代化进程对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首先,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来单一公有制的所有制结构,造就了大量活动在“体制外”的新生社会群体,比如私营企业主阶层、“城市农民工”、外资企业“白领”阶层等。其次,“市场”成为国家之外的一种新的资源配置手段,社会各阶层获得了新的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从而改变了整个社会分层的形成机制,改变了社会各阶层的社会位序和身份建构机制 。
  李培林在《新时期阶级阶层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变化》一文中,谈到新时期阶级阶层结构变化存在有三个特点:一是产业结构的变动使与现代经济相联系的职业群体迅速扩大,有1亿多原来的农民正在转化为工人;二是深刻的职业划分使原有的统一阶级内部出现了具有不同经济地位和利益特点的社会阶层;三是所有制结构的变动使改革后新出现了一个占有一定生产资料的个体私营业主阶层。
  刘祖云的《从传统到现代——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研究》一书探讨了20世纪末期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状况。认为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既表现为原有阶层内部,也表现为原有阶层之间。首先,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内部出现了巨大的分化,主要表现为收入差距的扩大和身份的变迁;其次,阶层之间的分化也日益明显,具体表现为:(1)边缘化,产生了介于原有阶层之间的边缘阶层和群体,出现了大批“农民身份的工人”;(2)异质化,出现了不同于原有阶层的新兴阶层,像私营业主、个体劳动者等群体。
  ①精英阶层与社会底层
  张婉丽的《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研究二十年》一文对改革以来的工人群体、农民群体、干部群体、知识分子群体和私营企业主群体的社会地位的分化进行了分析;同时从社会利益群体关系角度看待这些阶层之间日益扩大的差异及存在的张力,认为分配不公平是主要问题,表现为三个方面:一个是“高收入阶层”的出现,二是“新贫困阶层”的出现,三是权钱交易的“寻租”行为及其暴富现象。如何认识和解决不同社会阶层之间这种日益扩大的差距及可能发生的利益冲突问题,日益成为社会阶层研究关注的热点问题。
  孙立平的《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对9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他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结构是“断裂的”,社会阶层结构日益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他认为我国在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这个集团的原初资本就是他们自己和父辈掌握的政治或行政权力。由于总体性资本精英过多的垄断了社会资源,侵犯了社会众多阶层的利益。总体性精英阶层的存在,是两极社会形成的重要标志 。各社会群体间的收入和财富的差距越拉越大,改革初期得到一些利益的边缘和弱势群体日益成为改革代价的承担着,90年代是一个改革的失败者显现的年代 。拥有总体性资本的富裕阶层继续暴富的同时,不仅在农村,而且部分城市人口被抛进贫苦人口之中,底层社会群体的人数迅速扩大,许多人的生活相对或绝对贫困化,社会地位明显恶化,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底层社会阶层。底层社会群体主要包括贫困的农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以及城市中以失业下岗者为主体的贫困阶层,他们在社会、经济、政治层面都处于弱势地位。
  郑杭生、李强、李路路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研究》一书中对城市化进程中流入城市农民与城市居民的关系进行了探索。流入城市农民他们在就业和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与城市居民存在很大差距,导致流入城市的农民与城市居民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作者认为这种冲突实质上是现代与传统、先进与落后的冲突,是利益独占与利益分享的冲突,是就业的不合理冲突,是“白领阶层”与“蓝领阶层”的冲突,是“我群”与“外来群体”的冲突。
  底层社会群体与新富阶层和官僚权贵之间处于尖锐的利益冲突之中。在社会生活领域,贫困阶层和广大民众对新富群体保持广泛的敌意;在政治生活领域,官僚集团的腐败行为激发起大众的强烈不满,滋生出底层对上层、民众对官僚的绝望心态和普遍愤怒;在经济生活领域,民众的“需求型”消费与新富阶层、官僚阶层的“欲望型”消费形成对立 。
  ②中间阶层
  为了缓解社会底层与新富阶层之间和官僚阶层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从社会结构上可以做的调整就是扩大中产阶级的规模,形成一个中间阶层占主体的社会结构。中产阶级占据社会的主体,是现代社会走向稳定的重要结构原因。原因是:第一,中产阶级是介于社会高层与底层之间的缓冲层,当它成为主体时,社会高层于底层之间的冲突就会缓冲。第二,中产阶级在社会上代表温和、保守的意识形态,当这种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时,极端、激进的思想和冲突论就很难有市场。第三,中产阶级也是引导社会消费的最主要群体,当中产阶级占社会的多数时,其生活方式就保证了社会庞大的消费市场 。
  那么现阶段中国是否已经产生了中间阶层?普遍的观点认为现阶段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新中间阶层。市场转型提供了新的“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 ,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的作用上升,政治资本与其它资本之间互相转换,原有的社会利益群体重新调整,出现了私营企业主、“白领”等新生利益群体,进入中间阶层的人员不断增多。现阶段,中国中间阶层的来源构成主要有四类:一、传统的“中产阶级”,包括小业主、小商贩等自主营业者、个体户;二、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间阶层”中分化出来的部分干部、知识分子;三、改革开放以来新生的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家;四、由引进“外资”及高新技术人才而生的新型中间阶层,包括现代企业家群体及“白领”员工 。
  中间阶层的出现使中国社会分层的标准与社会流动的渠道更具开放性和多元化;中间阶层的不断壮大,将在社会上层与社会底层之间形成一个缓冲地带,从而避免两极社会经常发生的大规模社会冲突与社会动荡;中间阶层的不断壮大,将为中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因此,公众对中间阶层的结构功能充满了不同程度的期待。
  然而,中国目前的社会结构出现了“全方位的断裂”,总体性精英过多的垄断了社会资源,侵蚀了中间阶层与社会底层的利益。现阶段已初显雏形的中间阶层能否发育成为一个具有独立的阶层品性及社会诉求的社会分层群体,仍是一个悬念。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政策对社会分层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社会群体在收入方面的差距逐步拉开,出现富裕阶层、贫困阶层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阶层。由于中间阶层与社会的下层及贫困层是一种互为消长的关系,当中间阶层构成社会的多数或主体时,社会下层就必然成为社会的少数群体,并且这种社会结构比较稳定。因此,要保证社会的长期稳定,在政策取向上扩大中间阶层是一种较为明智的选择。过去十几年,中国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社会财富由少到多的累积在短时间内完成了,然而,财富分配出现了严重的失调,一方面是掌握绝大部分社会资源与财富的“富裕阶层”,另一方面是贫困的社会底层。因此,要想构建一个中间阶层占主体的社会,国家必须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将财富在各社会群体之间进行较为公平的分配,以防止两极社会的造成的社会动荡。
  2、社会流动研究
  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从某一社会地位转移到另一种社会地位的现象,如果转移流动的方向是由较低社会地位流动到较高社会地位,称为上升流动,反之,则称为下降流动。总体说来,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社会流动呈不断扩大的趋势。改革以来,社会结构的变迁使得社会流动的渠道逐渐开通,社会流动的速度加快。
  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一书对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特点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对社会各不同阶层的社会流动模式和方向进行了详细研究。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力量,推动社会结构的分化,促使后致性因素对社会流动机制的影响逐渐扩大,社会流动渠道越来越多元化,能力主义原则在社会经济地位获得上的作用日益显著。此外,作者对中国社会流动变化的趋势进行了预测,认为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雏形,就其结构形态来说,将从现在的洋葱头型演变为橄榄型。为了保证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演变为橄榄型,从社会流动角度出发,就是要在中国社会努力建构一个公正合理开放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社会流动模式。具体措施就是:第一,继续深化体制改革,消除户籍、就业、人事等方面的制度性障碍,使社会流动的渠道更加畅通,加快社会流动的速度。第二,调整和创新社会政策,引导各种公正合理的开放性流动机制成为稳定的、发挥主导作用的机制,加快培育社会中间层。第三,调整和创新公共资源配置机制,实现公共资源的公平而合理的配置。
  李春玲在《社会结构变迁中的城镇社会流动》一文中重点讨论了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阶层流动之间的互动关系,认为“市场过渡”和“工业化的发展逻辑”是当前中国城镇社会流动的双重结构动因,在这种相互冲突矛盾的动力作用之下,城镇社会阶层关系结构正从一个以行政档案划分为基础的干部和工人两分类的身份制过渡为一个以工业化的劳动分工为基础的,具有社会、经济和政治意义的分化程度更高的阶级阶层关系结构。
  仇立平对上海市的社会结构及社会分层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上海市民的社会流动总体上呈现出向上流动的趋势,是结构性流动,表面上呈现出稳定和繁荣的景象,但实际上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是存在紧张和冲突的,不同阶层内部的社会流动也存在很大的差异 。
  郑路在《改革阶段性效应与跨体制职业流动》一文认为在混合经济背景下,从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的工作转换作为市场转型过程的外显表现,既是明显的结构变迁,同时又反映了市场化进程中分层秩序的变化。文章运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对市场渗入过程中跨体制职业流动进行了研究。
  李路路在《再生产与统治——社会流动机制的再思考》一文从“再生产”和“统治”两种机制的角度,对代际社会流动研究中以代际之间优势的持续性为主要特征的关系模式所表现出来的普遍特征进行了理论探讨。认为再生产机制和统治机制对社会流动继承性模式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当前社会流动一个比较引人注意的特点就是农民工流动问题。农民工流动的成因以及流动的过程均成为学者研究的关注点。
  孙立平的《社会转型与农民工流动》一文,对社会转型期越来越显著的农民工流动问题进行了独到的分析。首先,对于农民工的起源,他认为并不是直接对“大量农村劳动力处于剩余状况”这种状况的反应,而是对于“由劳动力大量剩余造成的普遍贫困化”这种状况的反应,而目前中国内地的农民处在一种“厨师困境” 的状态下,这些使得中国农民工的流动具有独特性。其次,农民工的流动过程处于有序与无序之间。针对城市中有没有容纳这些流动劳动力的能力这个问题作者给出了一个肯定的答案,认为城市对劳动力的容纳能力方面存在巨大的潜力。那么农民工对城市生活造成的冲击究竟有多大?作者认为人们夸大了民工潮对城市生活所造成的冲击,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加剧了城市生活的紧张状态,但是这恰恰反映出城市基础设施的匮乏与管理体制得不完善。第三,作者对外来流动劳动力退路进行了评估,认为农民工在特定的情况下成为流民的可能性很小,而想把农民长期禁锢在土地上也是不可能的。此外,作者认为近几年来新形成的“市场主导型二元结构”与原有的“行政主导二元结构”叠加在一起,构成了现今农民工流动的基本结构性环境,这个结构性环境引发了农民工流动的一些新特征:农民工流动发生在“两个时代”(即断裂社会)之间,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存在障碍,城市中另一个时代的再社会化造成农民工“回乡”之后的不适应,城市越进步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可能性就越小。
  刘精明在《向非农职业流动:农民生活史的一项研究》一文中则从阶层地位变迁的角度,从农民工自身的人力资本条件、个人生活经历以及制度背景条件等方面去探讨农民工向非农职业流动的深层原因。
  翟学伟在《社会流动与关系信任——也论关系强度与农民工的求职策略》一文中运用了社会关系网络的视角和方法,从中国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研究社会流动问题,对关系强度与农民工的求职行为和策略也进行了分析,得出“弱关系”会导致一个独立自由的个体在不同群体之间实现垂直或横向的流动,而“强信任”会导致大批的同质性群体流动到一地或同一企业的现象。
  李强将农民工的职业流动分为初次职业流动和再次职业流动,通过对实证调查数据和材料的分析,证明农民工的初次职业流动实现了职业地位的较大上升,而农民工的再次职业流动却基本上是水平流动,没有地位上升,他认为农民工再次职业流动地位未能上升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缺少地位积累、地位继承和社会资源 。
  社会分层研究从静态的角度研究社会分层结构分化的质变过程,而社会流动研究则从动态的角度研究社会分层结构分化的两边过程。社会分层研究和社会流动研究互为表里、不可或缺,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共同构成了当代社会转型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社会转型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迁,在社会分层结构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是掌握大部分资源和财富的总体性精英集团的形成,另一方面是由农村贫民、农民工以及城市中以下岗失业者为主体的贫困人群的社会底层群体的逐渐形成,这两大社会阶层在经济、政治和生活各个方面的差距相当显著,形成鲜明的对比,二者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从而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改革催生的新中间阶层尽管已初具雏形,但是规模仍然不够巨大,其稳定社会结构的作用在中国当前社会中表现得尚不明显。扩大中产阶级的规模,形成一个中产阶级占主体的现代社会分层结构,将成为以后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发展目标。要想达成这个目标,社会流动机制的改革必须同时进行。尽管我国的社会流动机制较改革前开放了许多,但是仍然有一些制度性因素阻碍了社会流动渠道的畅通进行。因此,首先,应该继续深化体制改革,消除户籍、就业、人事等方面的制度性障碍,使社会流动的渠道更加畅通,加快社会流动的速度;第二,调整和创新社会政策,引导各种公正合理的开放性流动机制成为稳定的、发挥主导作用的机制;第三,调整和创新公共资源配置机制,实现公共资源的公平而合理的配置;努力建构一个公正合理开放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社会流动模式。
  (四)社会组织研究
  如果说当代中国的组织和制度极富“特色”的话,“单位”应该是一个表达这种特色的最重要特征之一,这不仅因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中,而且在其他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社会中,都不存在相似的组织和制度。中国的社会转型以来,社会组织方面变迁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单位”“单位制度”的变化,因此,单位研究成为80年代末期以来社会组织研究关注的一个热点。
  1、“单位制”的基本特征
  将“单位”作为分析中国社会组织和制度的基本单元,始于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华尔德(Andrew Walder)对中国企业中的工作权威的研究。华尔德在《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此书中通过分析工作场所(“单位”)中的权威关系,来透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独特的社会结构,特别是政治结构。他认为单位是一个有高度制度化的庇护者—受庇护者的庇护关系所构成的基本社会单元,在这里群众对党和意识形态的忠诚于党的基层干部及其庇护对象的个人忠诚关系交织在一起。分析突出了短缺经济背景下的实物、收入和职业机会分配上的组织化的有原则的特殊主义,它与党所力图维持的、发挥“整合作用”的庇护关系网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立于党的绝对控制的工具性、个人性关系,从而确定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单位亚文化,他将单位特有的这种庇护关系的特征称之为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
  国内有关“单位”的研究,多以华尔德的研究为基础。路风是国内最早对单位体制进行阐述的政治学家。在《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一文中,路风首次明确地提出了“单位体制”的概念。他指出,“单位体制”的基本内容是:一切微观社会组织都是单位,控制和调节整个社会运转的中枢系统由与党的组织系统密切结合的行政组织构成,个人归属于单位,而单位成为国家对社会进行直接行政管理的组织手段和基本环节。他认为城市中居于再分配体制中心的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单位属于典型的单位,农村基层组织尽管具有某种单位的特征,但仍不能称之为“单位”。“单位体制”决定了“单位”的内在性质:在功能上,单位具有功能合一性,任何单位都同时具有政治的、社会的以及自身专业分工的多种功能;生产要素主体之间的非契约关系,单位领导是国家任命的干部,工人是由政府的劳动部门按计划分配来的;资源的不可流动性;家族化的行为特征,重视人际关系,分配以平均主义为特征,个人严格服从权威。
  李汉林强调对中国城市社区整合与控制机制的分析,可以沿着国家政府—单位组织—单位组织成员的思路进行。在中国的城市社区中,国家对社会的整合与控制,更多的是在独特的单位组织基础上,通过单位对国家的依赖、个人对单位的依赖以及单位功能的多元化实现的 .他认为中国城市社区中没有独立的单位,在行政级别上总是隶属于一定的“上级单位”。在具体行为过程中,单位扮演了双重角色:一方面,单位组织对自己的成员总是力图通过正和各种社会功能于一身的方式,尽可能地为其成员提供各种社会服务,使自己逐步演变为一个功能多元化的综合体;另一方面,单位组织对自己的上级单位有百般依赖,倾向于成为上级单位的一部分。在国家和单位的关系上,国家全面控制社会资源,处于一种绝对的优势地位。在单位与个人的关系上,单位全面占有和控制单位成员发展机会以及所需的几乎全部资源,形成对单位成员的支配关系。因此,中国特有的单位组织,其实质是将命令权力和财产权利结合起来的国家统治的一种组织化工具或手段。
  对于单位体制的关注还来自于社会分层研究领域的兴趣。李路路等人通过对中国再分配经济中社会分层结构的分析表明,由于单位制度是国家分配社会资源的组织化形式,因而他同时是一种社会分层的制度,是一种决定社会成员社会地位高低的制度性工具。在中国城市社会中,单位体制是最重要的社会分层制度之一,单位地位的获得是最重要的地位获得机制之一 。
  以上的研究是将单位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结构的一个基本单位,通过单位透视社会的资源分配、社会控制和社会整合机制,单位构成了这种制度结构的“浓缩点”。这是一种宏观制度结构的研究视角。
  对于单位研究,存在另外一种研究视角,就是强调组织内关系和行动的新制度主义视角。
  李猛、周飞舟、李康等人的研究基本上接受了组织研究中的新制度主义观点。他们的《单位:制度化组织的内部机制》一文,认为一个组织的关系结构和行动模式与组织产生的制度环境密切相关,从这一观点出发,将“单位”定义为再分配体制下的制度化组织。根据这个定义,居于再分配体制中心的技术性最差的事业单位、行政单位是最典型的“单位”。认为中国单位不仅具有等级制的直接隶属关系对资源和单位领导两个方面的制度依赖,而且还由于内容广泛的福利供给、多重控制参数、结构科层化和功能科层化的分离以及永久性就业四个方面的原因,具有极高的制度化和仪式性程度。李猛等人将中国再分配体制的基本特征称之为“德治性再分配体制”,即社会资源按品德和政治觉悟的标准进行分配。德治性再分配体制能够在中国长期并存,是因为有一种在单位组织内作为微观机制起作用的行动结构与德治性原则并存,它一方面衍生于德治性原则,另一方面又是此体制赖以存在的基础。单位组织突出的仪式性活动特征和“一致性政治学”特征,与短缺的资源分配标准所造成的规则空白和缺陷相结合,导致了大量“幕后解决”的行为,使得对于组织内部行动结构的考察具有了重要的意义。单位的“德治性原则”、“一致性政治学”和“幕后解决”构成了单位组织的突出特征,派系结构中的权力关系和寻租性活动构成了单位“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
  上述两种研究视角既可以看作是不同的研究取向,也可以看作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研究的演进。宏观制度结构分析揭示了单位体制的基本特征。单位内部机制的分析,揭示了单位组织中实际的行动结构以及行动策略和方式。单位组织中的行动结构和制度环境相结合,决定了单位组织的真实面貌。
  2、单位制的形成
  以上这些学者不同视角的研究揭示了单位体制的基本特征。那么单位体制这种特殊的制度是如何形成的?这也成为单位研究关注的一个方面。对单位体制形成的历史原因和发展过程的深入理解,不仅有助于了解中国单位体制的特征,而且将特别有助于理解当代中国改革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
  路风在《中国单位体制的起源和形成》一文中从政治关系模式和路径依赖的角度,分析了单位体制的产生和成熟。他认为单位体制产生的基本原因是国家用行政手段来组织人民。从实际的社会历史过程看,“新中国政治关系的历史特点”、“革命后‘社会体制逐渐被建立起来后,工业化和社会经济条件的矛盾成为另一个重要矛盾’”、“对科层制和法制的破坏”这三个因素对于单位体制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党组织的权力全面取代了其他一切形式的权利。党组织直接掌握群众的政治关系模式以及对正式国家体制的破坏,带来了以人身依附关系为基础的单位体制。因此,他认为单位现象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而且是一种政治现象。
  李汉林从目标达成的组织化手段角度,分析了单位体制产生的原因。他认为新中国成立时,面对国内国际极其严峻的挑战,必须借助于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体制——具备极强的资源动员、配置和调度的能力,国家才能应付这些挑战。单位体制就是这种特定历史状况和国家目标的产物 。在单位体制基础上,国家实现了在城市社区对社会资源和社会成员进行高效率整合和控制的目标。
  刘建军则以“社会资源总量不足”概念解释单位体制的形成。他认为,单位在表面上看起来是建国后特定时期的特殊产物,实际上是政府为了适应社会资源总量不足的现状而建立起来的一种社会调控体制。当现代中国的社会资源总量处于明显贫弱的情况下,必须通过权威对资源的强制提取和再分配来满足现代化的需要,单位的形成是这一战略设计的一个重要产物。国家权力通过单位作为中介实现对资源的再分配,达到对社会有效调控的目标 。
  李路路、王奋宁从制度结构视角分析单位体制的形成,认为中国工业化或现代化的迫切要求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极端落后,是单位体制形成的重要原因 。
  李猛等人则从“意识形态”角度分析了单位体制的形成过程。他们引入“德治”的概念,强调中国再分配体制是按照品德和政治觉悟这样的标准进行资源分配,导致了单位组织内独特行动结构的形成。而德治性再分配原则和政体在中国历史悠久,在国家共产主义社会中发展到极致 。
  单位制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主义城市社会中的一种独特的社会结构,它的形成与当时特定的国内、国际背景密切相关。新中国当时那种特殊的经济条件、工业化目标、党绝对主导的政权体制安排以及中国的传统道德思想体制,都为单位制的产生与形成提供了时机与条件。
  3、“单位制”的变迁与未来走向
  对于转型中的单位研究来说,一个基本的问题是,在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单位和单位体制的特征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单位组织、单位体制还存在吗?中国社会还是一个单位制的社会吗?这些问题对于认识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孙立平、王汉生、王思斌等人在《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一文中,认为近十五年的改革是我国社会组织的运行机制乃至性质发生了变化,正在由“管理型单位”变为“利益型单位”,我国的社会结构体制也正在由“管理型单位制”向“利益型单位制”转化,“单位制”特征没有减弱,在一定范围内反而加强。在国家、组织、成员的关系上,“慈母式国家”正在被“严父式单位”所取代,单位不像改革前的国家那样对组织和社会成员不及贡献的给予普遍关怀,而是在契约的基础上对其社会成员给与更多的关怀。
  刘建军认为虽然市场化的进程很快,但是从整个社会统治形势和权力结构的角度看,变革是有限的,再分配体制的特征仍然被基本保持着,在其范围内的社会基层组织的单位特征因而也仍然保持着 。单位组织和单位体制仍然是理解中国社会结构,特别是城市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视角 。
  边燕杰、约翰.罗根等的《“单位制”与住房商品化》一文通过对上海、天津两市关于“居民住房与工作单位”问题的调查,探讨了中国城市居民住房与其所属工作单位的关系,以及单位在住房商品化、社会化改革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指出,中国迄今为止的住房改革措施都是以“单位”为中介的,对于大多数居民来说,目前尚无机会与能力进入房屋市场,单位在居民住房方面仍然发挥作用。
  卢汉龙在《单位与社区:中国城市社会生活的组织重建》一文探讨了中国城市生活中工作单位和社区组织之间的发展和变化。改革以来,中国的单位社会逐渐向地区社会转变,但是,中国单位制现象的社会组织功能并不会立即消失,原体制下的国有单位继续保持其基本的社会保障职能,而且有可能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标志。
  于红、刘欣在《单位于代际地位流动:单位制在衰落吗?》一文中以实证资料为分析样本,考察了单位制在代际地位流动中的作用以及这种作用的变化趋势,将单位制的效应与个人自致性努力的效应作比较,以考察单位制度在城市居民社会地位获得中的作用。结果表明自改革以来,单位制的影响并未随着社会转型而减弱。
  李路路、李汉林、王奋宁则认为中国城市社区的单位组织将如何变化和发展,现在还无法做出准确明晰的判断,但是从目前的状况可以看到,由于单位组织的基本制度特征,中国城市社区沿着以单位组织为基点的路径继续分化,在原有的制度和组织框架内无法有效地实现组织创新,从而推动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建立适应中国未来现代化所需要的社会结构体系 。
  孙立平认为“单位制”是改革前中国城市社会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了解“单位制”的特征和运作机制,对于准确认识改革前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的运作以及过去十几年改革过程中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所发生的变化,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国的“单位制”是在基层社会整合失去基础、国家与民间统治精英之间的关系出现明显断裂、整个社会并存着政治解体与社会解组深刻危机的大背景下形成的。在改革的十多年间,单位制这种体制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单位制的演变对社会结构的变迁有重要的影响,单位制的衰落对社会整合提出了新的要求 。他认为中国社会正在离开一种以单位为基本框架的社会生活,走向一种以市场和社区为框架的社会生活,社区开始重新成为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生活的基本框架 。但同时他强调,社区又是有限的,而不是全能的,希望政府能够正确地看待社区建设问题。
  社会转型以来,作为社会组织的基本构成的“单位”组织随着体制改革的推进而发生了巨大的变迁。社会的分化程度日益加深,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变化,一个自主性社会逐渐呈现出来,个人对“单位”的依附关系也逐渐减弱。然而,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单位”并没有完全消失,它的作用在某些地方仍清晰可见,“单位”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但是,毫无疑问,随着中国制度转型的深入发展,单位体制的变化是必然的。
  从以上的文献研究可以看出,单位研究是基于对中国社会主义再分配体制下的制度结构、主要是社会结构以及组织结构的研究。无论是对于理解中国社会结构,还是对于认识中国正在发生的社会转型,单位研究都是一个极富理论潜力和实践潜力的领域。“单位制”是改革前中国城市社会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单位制涉及国家与单位的关系、单位内部结构以及单位与成员关系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因此,单位不仅仅是工业组织的一种形式,而且是当时整个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单位制”是新中国处于当时那种特殊的经济、政治、社会背景下,为应对国内、国际的挑战而建立起来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单位成为国家与个人之间的重要联结纽带。在过去20多年的改革中,单位制这种体制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无论从单位的内部结构来看还是从单位与更大的制度框架之间的关系来看,单位制都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许多地方,单位制的特征正在逐步的弱化并消失,特别是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单位制的特征逐渐减弱。尽管如此,单位仍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现存的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中,单位制的特征仍然保留着,并且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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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时间:2008-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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